Description

隋唐时期 錾鹿纹双象耳泥金蒜头口银壶

参考： William’s Auctions, LLC
Flushing, NY, United States
Jul 28, 2013
唐 錾鹿纹银壶 A FINELY CARVED AND UNUSUAL KETTLE

Estimate $1,800 – $3,000
Sold for $1,400

Item Details

Description
Tang Dynasty,
H: 10.2 in x W: 5.9 in

Condition
In Good Condition

参考：佳士得
29 5月 2018| 現場拍賣 16759
浮生閑趣
拍品 2901
A RARE SILVERY BRONZE KUNDIKA AND COVER
隋/初唐 響銅象首瓶
SUI-EARLY TANG DYNASTY, 7TH CENTURY

成交價 HKD 875,000
估價 HKD 400,000 – HKD 600,000

隋/初唐 響銅象首瓶
SUI-EARLY TANG DYNASTY, 7TH CENTURY

細節
隋/初唐 響銅象首瓶
9 ½ in. (24.2 cm.) high

來源
紐約佳士得，2000年3月21日，拍品187號

狀況報告
謹請注意，所有拍品均按「現狀」拍賣，閣下或閣下的專業顧問應於拍賣前親自查看拍品以評鑑拍品之狀況。
此器鑄工上乘，象首尤為精湛。造型優雅，皮殼光滑。
瓶：
-整體品相極佳
蓋：
-口沿有一淺磕，約0.4公分，此外整體品相非常好
-蓋子造工極佳，可完美嵌於瓶口中

拍品專文
A very similar bronze vessel of this very rare type, also with elephant-head spout, but apparently missing its separate nozzle, and shown standing on a bronze circular dish is illustrated in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kyo, 1976, vol. 11, p. 291, fig. 122. A bronze bottle of this shape, but without spout, was included in the exhibition, The Arts of the T’ang Dynasty,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8 January – 17 February 1957, no. 113. The same shape can be seen in two glazed pottery bottles also illustrated in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p. 291, figs. 123 and 124.

A porcelaneous version of a kundika with elephant-head spout dated to the Sui dynasty, covered with a now crackled glaze and with more bulbous body is illustrated in Zhongguo meishu quanji; Gongyi meishu bian; Taoci (The Great Treasury of Chinese Fine Arts; Arts and Crafts; Ceramics), Shanghai, 1988, vol. 2, p. 14, no. 16. Another clear-glazed white porcelaneous kundika with cup-shaped mouth on the spout and a tall tapering nozzl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present example, but also with a more bulbous body, was included in the exhibition, The Arts of the T’ang Dynasty, no. 238.

See, also, a related silvery bronze kundika of different body shape and with a human-head cast at the base of the spout, which was sold at Sotheby’s London, 6 June 1995, lot 86.

参考：
中國嘉德(香港)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2020 七月拍賣
慕古擷珍—瓷器珍玩工藝品
408 唐 銅象首淨瓶

25.5 cm. (10 in.) high

此拍品撇口，細長頸中部收束，長棗形的器身圓潤飽滿，一側肩部出流，為高高仰起的象首象鼻，內斂的腹底承圈足，是為非常經典的淨瓶器形。整體造型簡潔流暢，修長雋秀，流作象首象鼻，成為畫龍點睛之筆，為淨瓶這種實用器具增添了不少藝術的氣息和美感，堪稱生活中充滿藝術的典範。淨瓶又稱軍持，是古代高僧經常隨身攜帶的物品之一，用來盛水或盥洗，後來逐漸演變為宗教中的供奉器具，《大唐西域記》中有載：「捃稚迦，即澡瓶也。然則軍持之名，捃稚訛文，又省迦字。釋家以之洗手，古曰澡瓶，亦曰淨瓶」，明確闡述了淨瓶是一種生活實用器。
來源：日本關西私人舊藏
狀態：品相良好

估價 :
HKD: 50,000 – 70,000
USD: 6,500 – 9,000

成交價:
HKD: 108,560

参考：故宫博物院【奔马纹小壶】

奔马纹小壶，汉，高9.6厘米，口径4厘米。

小壶圆口，肩部有规矩的双系，扁圆形腹，足呈梯形，形如覆斗。

小壶整体线条流畅，小巧精致。纹饰丰富细腻：颈部有锯齿纹，下方刻画一匹生动的花斑奔马，四蹄腾跃，鬃尾飘逸，形神毕肖，表现出汉代器物雄浑大气的时代风格。腹部主体纹饰的排列方式作鱼鳞状上下重叠交错，细部花纹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是一件研究汉代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具有特色的重要文物。

在汉代，青铜器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青铜器所代表的礼乐制度也随之简化蜕变了。酒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饮料之一，酒具也相应地向小型化转变，但仍不失其精美。其中一些便于随身携带的形体设计体现出这个时期酒具的新特点。

撰稿人：王戈
关键词： 壶 双系

参考：
黑龙江辽金历史博物馆藏
辽代铜鎏金双凤皮囊壶

高28.5厘米、宽17厘米。

壶身两侧刻有双凤，壶顶部雕有两只形象逼真的蹲状小猴。壶通体为铜质，蹲猴和双凤鎏金。为罕见的辽代艺术珍品。

参考：西周前期夔纹银鎏金酒壶

参考：唐代凤头银壶

参考：从蒜头壶看秦汉文化的传播
2019-04-17 00:53:58 文物鉴定与鉴赏订阅 2019年4期 收藏纪媛

摘 要：蒜头壶因壶口做成蒜瓣状而得名，是秦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为酒器。起源于关中，后随着秦的统一战争传播到全国各地，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见证。西汉中期以后伴随着青铜器地位的下降和实用性更强的酒器的出现而逐渐消失。其器物自身造型别致富于变化，往往是断代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秦文化;蒜头壶;文化传播

蒜头壶是秦汉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器物，以蒜头口、扁圆腹、圈足为主要特征，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的秦墓中。按照质地而言，可将蒜头壶分为铜蒜头壶和陶蒜头壶两种，陶蒜头壶是仿铜蒜头壶而出现的。本文只对铜蒜头壶做探讨，不涉及陶蒜头壶。秦代蒜头壶比较流行，西汉中期以后，蒜头壶基本消失。关于蒜头壶的用途，据李陈奇先生考证，应为一种酒器。作为秦文化的典型器物，研究蒜头壶对于探讨秦人墓葬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青铜蒜头壶的兴起

目前出土的时代最早的蒜头壶是战国晚期陕西凤翔高庄野狐沟M1中的蒜头壶，出自墓室北壁的小龛中。短颈，矮圈足，圆腹，细颈，蒜瓣形壶口，颈中部有一周凸箍。出土时旁边有一圆饼形石器，当为壶盖。之后出土的蒜头壶主要集中在秦及西汉前期墓中。出土青铜蒜头壶的秦墓主要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出土蒜头壶1件，标本M34：33。口作蒜头状，细长颈，颈上有一道凸箍，扁圆腹，矮圈足。陕县东周秦汉墓出土蒜头壶5件，时代为秦至汉初。蒜头状口，直沿，细长颈，扁鼓腹，平底或圜底，下附圈足，素面。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蒜头壶1件，细长颈，扁圆腹，颈中部饰一凸箍，矮圈足。河南泌阳县官庄村、花园乡秦墓各出土蒜头壶1件，标本M3∶6。浅直唇，唇下蒜头六瓣，细长颈，扁腹，广斜肩。颈中部饰凸棱一周。此外，山东临淄商王村、陕西铜川、湖北荆州肖家山一号秦墓、汉中杨家山秦墓等地的秦墓中也出土过蒜头壶。

目前关于蒜头壶的来源还不清楚，不排除是由秦人创新的可能。蒜头壶本是秦文化的特有器物，最初出现在关中地区的秦墓中。伴随着秦国统一战争的进程，秦文化逐步向山东六国传播辐射，在秦国较早征服的楚国江汉地区出现带有蒜头壶的比较典型的秦人墓葬，随后在其他六国的统治区域内也出现了以蒜头壶随葬的秦墓，蒜头壶作为秦文化的代表器物在大一统过程中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不过秦朝二世而亡的短暂统治使这种文化传播并不稳定，随着汉并天下，西汉王朝在吸收秦文化、楚文化和周文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汉文化，蒜头壶也得以在西汉前期继续传播和发展。

2 青铜蒜头壶的发展

西汉蒜头壶的分布地域大大超过了秦朝，汉墓中出土的蒜头壶数量也大大增多。现简单列举如下。

湖北云梦秦汉墓出土蒜头壶4件，鼓腹，圈足，素面。分三式：

Ⅰ式：1件，标本43∶22。颈较粗短，斜肩，圆鼓腹，圈足较高。

Ⅱ式：1件，标本46∶9。颈较细长，饰凸箍一周。斜肩，圆鼓腹，圈足较高。

Ⅲ式：2件，颈细长，中部饰宽凸箍并起凸棱。扁圆腹，圈足较矮，外底中部有一细环。

蒜头扁壶一件，标本45∶21。颈较短，腹扁平，平底，圈足较矮呈长方形，肩饰两个对称的辅首环，素面。

荆州高台秦汉墓出土蒜头壶4件，分别出于3座墓，分二式：

Ⅰ式：3件。蒜头型小直口，直口稍高。颈中部较直，装饰凸棱形圆箍一周，下部较粗。溜肩，扁腹。平底较厚，高圈足外撇。

Ⅱ式：1件。標本M12∶7，蒜头型小直口，直口较矮，细长颈，颈中部起三道凸棱，溜肩，扁圆腹，平底较薄，外底中部有一小圆环，高圈足较直。

湖北房山县松嘴汉墓出土蒜头壶1件，方唇，短直口，凹弧壁，细长颈，鼓腹。腹呈横椭圆形，平底，喇叭形圈足。颈上有一圈凸箍，素面。

河南三门峡市火电厂西汉墓出土蒜头壶3件。标本M21∶9，蒜头状小直口，细长颈，扁圆腹，圈足。颈中偏下有一周凸箍，素面。

甘肃庆阳野林汉墓出土蒜头壶1件，细长颈，顶作六瓣蒜头状，扁圆腹，圈足，素面，颈中部有凸棱一周。

洛阳北邙汉墓出土蒜头壶1件，细长颈，扁圆腹，高圈足。

四川涪陵西汉墓出土蒜头壶1件。矮直口，瘦长颈，上有凸棱一周，鼓腹略扁，圈足。

陕西汉阴出土蒜头壶3件（其中一件残破无头），形制基本相同。口小且直，无盖，细长颈，圆腹，圈足。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蒜头壶1件，细长颈，扁圆腹，喇叭形圈足，壶口呈六瓣蒜头形。

此外，陕西扶风石家一号汉墓、关沮秦汉墓、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成都青白江区大同磷肥厂汉墓、甘肃武山东汉坪秦汉墓、广州汉墓等汉墓也都出土过蒜头壶。器物的交流是文化交流最直观的代表，西汉早期长期稳定的大一统环境为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的蒜头壶不仅出现在中原王朝的统治地域内，而且在广东南越王墓等少数民族的墓葬中也有发现，广州汉墓还出现了5件属于蒜头扁壶变异的扁壶。这说明在经过战争导致的人口迁徙和统一带来的社会发展的条件下，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在相当于今天的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广东、湖北、陕西、河南、甘肃等地都有蒜头壶的出土，这说明西汉早期是蒜头壶的大发展阶段。

3 青铜蒜头壶的演变

从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蒜头壶有其自身的内在演化规律。根据上文所列举的蒜头壶的造型特点，以圈足的高矮和腹部的扁平程度为标准，将蒜头壶分为四型：

A型：战国晚期，以陕西凤翔高庄的蒜头壶为代表，特点是短颈，圆腹，矮圈足（图1）。

B型：秦时，可以分为两式。Ⅰ式以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的蒜头壶为例，特点是细长颈，扁圆腹，颈中部饰一凸箍，矮圈足（图2）。Ⅱ式以河南泌阳县花园乡M5∶2为代表，特点是细长颈，扁圆腹，矮圈足，颈中无凸箍（图3）。

C型：西汉初期，可以分为三式。Ⅰ式以陕县东周秦汉墓出土蒜头壶为代表，特点是细长颈，腹较扁，高圈足（图4）。Ⅱ式以三门峡市火电厂西汉墓标本M21∶9为代表，特点是细长颈，颈中有一周凸箍，扁腹，高圈足（图5）。Ⅲ式以荆州高台秦汉墓为代表，特点是是细长颈，颈中有一周或三周凸箍，扁腹，高圈足，外底中部有一小圆环（图6）。

D型：以湖北云梦秦汉墓45∶21蒜头扁壶为代表，特点是短颈，腹扁平，平底，圈足较矮（图7）。

综上所述，青铜蒜头壶变化趋势是腹越来越扁，圈足越来越高。秦及西汉早期均为细长颈，但秦代的圈足较矮，腹也略圆;西汉早期的圈足较高，腹较扁。此外，秦及西汉早期的蒜头壶颈部都多有一周凸箍，但西汉的蒜头壶除了凸箍外，底上还常见小圆环。

4 青铜蒜头壶的衰落

随着汉朝政治社会的稳定发展，文化也趋于统一，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逐渐归于一统，汉文化在融合了秦文化、楚文化、周文化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在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一些旧有的文化因素逐渐被抛弃。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蒜头壶很快被新的器物所取代。集中在两广地区出土的西汉晚期的铜长颈壶除了没有蒜头型口之外，整体式样与蒜头壶十分接近，应当是继承蒜头壶特点发展而来的汉式风格的器物。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长颈壶是由闽粤地区流行的匏壶演化而来。

根据李陈奇先生的考证，蒜头壶应当为秦特有的一种酒器。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木牍记载了随葬器物的名称，其中“二斗鈚一”和“一斗钭一”分别指的是一件铜扁蒜头壶和一件铜长颈蒜头壶。在崇尚礼制的三代，青铜酒器被赋予了一定的等级意义。东周以后，铁器的普及和“礼崩乐坏”的战乱使青铜酒器逐渐从王公贵族向下层普通社会传播。为适应这一变化，青铜酒器的实用性能逐渐变强，礼器性质则渐趋消退。到了汉代，青铜酒器的礼器功能基本消失，更加注重实用性。西汉早期沿用了战国以来的一部分酒器，而到了西汉中期，传统青铜酒器开始发生变革，中原系统中的秦式和楚式逐渐消亡，更加实用的长颈、高圈足的扁壶，腹径变宽、器身变矮的鋞和樽以及长颈壶等器物出现，取代了以蒜头壶为代表的一些旧有酒器。

综上所述，蒜头壶作为一种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起源于战国末期，流行于秦及汉初，随着秦汉统一战争的进行而传播到全国各地。在这一过程中，蒜头壶的圈足逐渐变高，腹逐渐变扁。而到了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汉文化器物的出现、秦文化器物的消亡以及青铜酒器实用性的增强而消失。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的特有器物，蒜头壶是判定秦人墓葬以及秦汉墓葬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研究秦汉蒜头壶的兴起与衰落，对于研究战国晚期文化的交融、汉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蔡先启，张泽栋，刘玉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1（1）.

[2]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3]王红武，吴大焱.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一批秦代文物[J].文物，1980（9）.

[4]李芳芝.河南泌阳秦墓[J].文物，1980（9）.
[5]陈振裕.1978年云梦秦汉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6（4）.
[6]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荊州高台秦汉墓——宜黄公路荆州段田野考古报告之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7]梁柱.1986—1987年湖北房县松嘴战国两汉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2（4）.
[8]胡小龙.河南三门峡市火电厂西汉墓[J].考古，1996（6）.
[9]许俊臣，李红雄.甘肃庆阳野林汉墓[J].文物，1984（4）.
[10]乔栋，幕建中.洛阳北邙45号空心砖汉墓[J].文物，1994（7）.
[11]范桂杰，极昌鈺，江聪，等.四川涪陵西汉土坑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4（4）.
[12]丁义前.汉阴出土一批汉代铜器[J].文博，1989（9）.
[13]李龙章.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青铜容器研究[J].考古，1996（10）.
[14]李陈奇.蒜头壶考略[J].文物，1985（4）.
[15]李陈奇.秦代墓葬初探[J].史学集刊，1982（3）：70-76.
[16]杨菊华.汉代青铜文化概述[J].中原文物，1998（2）：74-80.

参考：东汉青铜蒜头壶

何谓蒜头壶，因在其颈口处环列一圈蒜瓣，故而得名蒜头壶。

忠州博物馆所藏的这件东汉青铜蒜头壶，出土于忠县瓦窑六队墓群。通高37.5厘米，最大腹径近23.2厘米，圆口、长颈、扁球腹、矮圈足，口径约3厘米，只有口部一周制作成蒜瓣形，颈部装饰有一凸起的弦纹，通体素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装饰思想与工艺特点。这件器物颈部修长与腹部的圆鼓形成对比，线条由窄而变宽，器物造型别致，外观没有任何装饰，体现了素雅、古朴的审美意识，器物包浆仅有很薄的一层绿锈，而且完整没有修补的痕迹，自然沧桑。

蒜头壶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的秦文化墓葬，是一种酒器，有青铜和陶质两种。青铜质的基本形制为圈足、扁圆腹、细长颈且在颈口处环列一圈蒜瓣，通常为六瓣。陶质蒜头壶一般认为是模拟青铜蒜头壶而来，属仿铜陶礼器，且陶质壶的蒜头造型一般不分瓣，外形呈一膨出的圆球状，可认为其原型是独头蒜。

古人为何铸造这一造型独特的器物，这跟古人生殖崇拜习俗和观念有一定的关联，不难发现他们会借助那些子（籽）实多的动植物形象来表达生殖崇拜愿望，如鱼、鸟、蛙、葫芦，甚至延及古代社会后期才进入中国的石榴、玉米、辣椒等。因而这种拥有别致造型的蒜头壶正是古人在生殖崇拜习俗和观念的反映，希望大蒜多瓣（籽实）的特性能影响及人类的多子多孙，促进人口增殖。

參考：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唐 朝圣者陶瓶/抱月瓶 Pilgrim Bottle
China

Object Details
Period:Tang dynasty (618–907)
Culture:China
Medium:Pottery
Dimensions:H. 14 3/4 in. (37.5 cm); Diam. 12 1/4 in. (31.1 cm)
Classification:Ceramics
Credit Line:H. O. Havemeyer Collection, Bequest of Mrs. H. O. Havemeyer, 1929
Accession Number:29.100.219
Provenance
Mrs. H. O. (Louisine W.) Havemeyer , New York (until d. 1929; bequeathed to MMA)
Timeline of Art History
Timelines
Central and North Asia, 500-1000 A.D.
China, 500-1000 A.D.

文摘：冠唐文物  唐代銀器精品—唐代文物精華

鑒於古董界的混亂,不肖商人欺瞞,不恥淺陋,僅就30多年經驗拋磚引玉,祈望賢達者共同扶正古董界歪風,杜絕欺詐. 本部落格以學術研討為宗旨,不以冠唐文物之名做商業行為.

2016年9月29日 星期四  陳文卿撰

1.唐代銀鎏金 舞馬一對 高40cm<

　唐代早期，與中亞、西亞的聯繫極為密切，唐代的首都長安，廣州和福建泉州，為當時國際貿易中心。阿拉伯、波斯和中亞、西亞的商人，通過陸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來到長安，帶來了很多金銀寶物，使異域的物產、文明，源源進入中國。唐朝受波斯文化影響非常明顯，波斯處在東西文化交會處，由於當時的東亞處於中國文化圈之內，能與華夏抗衡且頗具特色的文明主要在西方（西亞），故西方文明最受唐人關注。原因是在中世紀，波斯的經濟、文化、工藝的水平非常高，當時的波斯文化輝煌燦爛。早在漢代，波斯就和中國有聯繫。薩珊王朝時期，波斯和北魏關系密切。到了唐朝，波斯和中國的往來更為頻繁，他們將中國的絲綢、藥材、陶瓷等運往西亞，把西亞的棉織品、金銀器、玉石器、玻璃器等貴重的手工藝品大量運到中國。當時唐代稱中國以外的人，往往不分辨其國籍，統稱為「胡人」，商人曰「胡商」，所用之物一概冠以「胡」字。根據史籍所記，這些商人多數為波斯大食國人。社會形成崇胡現象，人們慕胡俗、施胡妝、著胡服、用胡器、愛胡食、好胡樂、喜胡舞、迷胡戲。胡風流行朝野，彌漫全中國。唐代工藝美術創作中，像棉織品、金銀器、瓷器等，深深地染上了波斯的色彩。唐代陶瓷器中有很多與中亞、西亞類似的造型，如中亞種的雙峰駝、胡人俑、胡人雙獅、西域風格的雙耳扁壺、把杯、角杯、六葉形盤、立環形高足盤及胡瓶等。唐三彩中各種獸形杯， 如龍首杯、雁首杯、象首杯、鳳頭瓶也受波斯薩珊銀器影響。這些杯的原形都是來自薩珊王朝的銀器。唐代陶工們廣泛地吸收了波斯器物的造型和裝飾特點，並把它們與中國傳統陶瓷工藝結合，唐代的鳳頭壺就是根據波斯胡瓶的樣式，創新發展出的，工匠們把胡瓶的口沿、流、蓋作成鳳首，柄上安置龍首等中國人喜愛的紋樣。銀器的製作上與此同理，甚至雷同的程度更高 。

唐代前期的金銀器物深受西亞美術的影響，受波斯金銀器的影響尤大。錘揲壓製金銀器的技術起源於波斯。唐代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進入鼎盛時期，海外貿易也發展到高峰期，唐以後海外貿易繼續發展，沿海城市也持續繁榮，許多外國貨物充斥市場。其中以西亞的錘揲工藝制作的金銀器，最受到中國人的喜愛。唐代器物上的紋飾受波斯薩珊王朝的影響最大。尤其是銀器的製作，離不開西亞型式。

中國古代銀器皿是在唐代及其以後興盛起來，而銀器皿又代表了金屬工藝的最高水平。唐代銀器從器物種類來說，可以分為食器、飲器、容器、藥具、日用雜器、裝飾品及宗教用器。唯銀壺極為少見。

唐代銀器的工藝技術也很復雜、精細。當時已廣泛使用了錘擊、澆鑄、焊接、切削、拋光、鉚、鍍、鏨刻、鏤空等工藝，這些技藝大多承自西亞並發揚光大。唐代皇宮設有金銀作坊院，所生產金銀器稱作「官作」，當時民間工匠所製稱作「行作」，因官方御用重視，「官作」生產規模和工藝水平明顯高於「行作」。

2.舞馬銜杯紋銀壺高18.5cm 陜西省博物館藏 1970年 何家村出土 

鎏金 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

　唐代的銀器很多，但是存留下來的銀壺很少。這件陝西博物館珍藏的「銀鎏金舞馬銜杯紋壺」稱得上是該館的鎮館寶物。這件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在中國出土文物精品展上展出時，引起了中外參觀者的注目。銀壺出土後，曾拿到北京故宮博物院修復，經過文物修復專家趙振茂先生的精心修復。銀壺兩面的腹部中間部位，各有一凸出為4.5毫米的舞馬銜杯雕塑的浮雕圖案，為仿皮囊式壺。這就是唐玄宗時，有名的舞馬形象。銀壺上的馬就是為李隆基祝壽的舞馬。圖案以一匹雄壯的舞馬後半身下臥，尾巴揚起，馬的前腿蹬直，梗脖高仰，馬的嘴部銜有一個酒杯，馬頸部有綹長鬃毛，往後飄揚，飾有波浪式的飄帶。馬威武健壯，猶如要起跑的架式。壺蓋很小，是單鑄覆蓮瓣式造型。壺蓋與弓式提梁壺把手，用銀絲編制而成的麥穗式銀鏈相連，形象生動，精美絕倫。它充分顯示出了唐代工匠的精湛技藝，同時也使我們了解了唐代的舞馬技藝。此器倍受中國官方受重視，目前已以古法複製四千件(一千件銀質 三千件銅質)。

除了銀鎏金舞馬銜杯紋壺外，唐代還有一些以往未被發現，而且更細緻精美的唐代晚期銀壺。由於君王昏庸，只顧玩樂，不顧民間疾苦，揮霍無度，不惜浪費無數民脂民膏，只求創造出令其個人賞心悅目之事物。但也因此而製造出一些精美細緻的銀壺。這些銀壺大部分還是受波斯薩珊王朝的影響，造型特殊，幾乎都是前所未見。作工細緻複雜，精美絕倫，每件有部分重點鎏金(俗稱花鎏金) ，可謂空前絕後，舉世無雙，令人嘆為觀止。

3.唐代花鎏金魚龍(摩竭魚)銀壺 高約26.5cm

4.遼 魚龍(摩竭魚)銀壺 高34cm 1979年出土 (此圖取自中國傳世文物收藏鑑賞全書 金銀器)

摩羯魚起源於印度佛教傳說。內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一件遼代摩羯魚紋提梁鎏金銀壺(右圖)，原名為雙魚紋提梁銀壺，壺身為兩條摩羯魚相抱狀，嘴部是壺口，原為實用器；因其造形奇特，被認為工藝精湛，是不可多得的藝術品，不過，此器應該是仿自唐代花鎏金魚龍(摩竭魚)銀壺。 相較於遼代摩羯魚紋提梁鎏金銀壺，圖7的唐代花鎏金魚龍銀壺(頸部有修補痕跡)更顯得製作者的技術精湛，造型精美，工藝細膩更勝於前者，這也證明首創者優於後仿者。

前面筆記記載到這種魚身龍頭「魔羯」的飾紋，例如：「魔羯戲珠紋金花銀盤」，總覺得有些怪怪的，但之前在其它的博物館也曾見過，所以暫把這疑問擱著。「羯」是羊部，西洋星座有「魔羯座」(Capricorns)是羊頭魚身的樣子，不知在歷史上這種飾紋，東西方是否有相互影響的關係。

博物館的標示牌是：「魔羯紋金花銀提梁銀壺」，我暫且採用圖鑑上的名稱「魚龍紋提梁銀壺」。這是一件遼代的文物，通高43cm，壺高34cm，1979年內蒙古赤峰市城子出土。從瓶子頸部到底部佈雙魚龍形，頭尾相向做戲珠狀，提梁作帶狀，兩端捲曲各栓於小環，並有一對展翅長尾鳥器耳。梁上飾七束三瓣花紋，蓋成葫蘆狀，蓋沿平展作四瓣花形，蓋頸栓長鏈。這龍魚身形飽滿，身上魚鱗作工精細，是契丹族工匠製作的高水平金銀器作品。

參考資料：賀云翱 ，上海辭書出版社《中國金銀器鑑賞圖典》。

摩羯纹：鱼龙幻化说摩羯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6年第12期 作者： 妍槿

来自西天佛境的卷鼻大鱼摩羯，随着佛法远涉山水，来到中国，与跃龙门的锦鲤攀上了亲戚，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最佳代言。辽宋时期龙首鱼身的摩羯纹，藏着佛理高妙，带着故唐风华，流行在中华大地上。

大鱼从西来

唐宋时期，流行着一种龙首、利齿、双翼、鲤鱼身形象的龙鱼合体纹饰图案，这便是摩羯纹。摩羯纹里的摩羯，也被写作“摩竭”或者“磨蝎”，又称摩伽罗，是梵语Makara的音译。文博专家杨伯达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摩羯、摩竭辨》，考证唐宋辽金器物上龙首鱼身的纹样造型，系出自于印度神话和佛经故事，应为“摩竭鱼”，而非代指公羊的“羯”字。不过，摩羯纹的说法也算约定俗成，在这里还是继续以“摩羯”来称呼这条来自印度的大鱼吧。

摩羯纹是在南北朝时期随佛教东传进入中国的。在古印度的神话传说中，摩羯身形巨大，常以兽首（鳄鱼、大象）、长鼻、大口、利齿、鱼身鱼尾的形象出现，被认为是河水之精、生命之本。《洛阳伽蓝记》记载，辛头大河（印度河）西岸有一座塔，塔身石头上是鱼鳞纹样。原来，这里便是佛经中的摩羯国。如来为了救护摩羯国中深受疮病之苦的百姓，跃入水中，化身为大鱼。摩羯国人吃了如来幻化的鱼肉，如服灵丹妙药，病体痊愈。于是摩羯鱼便成了如来的象征，佛教的圣物，受到众多信徒的顶礼膜拜。

从南北朝起至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西来的摩羯形象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流行于印度和中亚地区的摩羯鱼本无翅膀，唐初的摩羯纹样尚且维持了这一特征。然而，在摩羯纹流传的过程中，人们渐渐为其增加了中国龙的形象特征。比如《洛神赋图》中出现的摩羯形象，卷曲上扬的长鼻子还带有印度色彩，而中晚唐之后，带角龙首、鼓目圆睁、大嘴利齿、双翼鲤鱼身的摩羯形象，已经揉合了中华鱼龙幻化的文化基因，发展为集鱼龙变化及佛教摩羯信仰于一体的复合形象。

鲤鱼跃龙门

说起摩羯形象的中国化，不得不从鱼龙变化谈起。鱼、龙两种形象均在传统中华信仰中占有一席之地。鱼多子，且“鱼”“余”同音，于是成为后世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象征；而龙则是传说中上天入地、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神兽，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永恒信仰。鱼和龙均为水生，“天河地川相连”，鱼、龙都拥有行云降雨的功能。既然如此，鱼龙之间相互幻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5.唐代花鎏金薩蠻舞銀壺 高 25cm

此壺的造型較單純，主題紋飾為四位腳踏蓮花座的菩薩裝扮舞蹈女子，菩薩手中各持一寶， 舞姿優雅，穿著和姿態各不相同，極為優美。此圖案即是傳說的《四方菩薩蠻舞》。

《舊唐書‧曹確傳》記載，唐懿宗時的宮廷伶官李可及在安國寺創作了大型禮佛舞蹈《菩薩蠻舞》，又名《四方菩薩蠻舞》，最初是在安國寺建成之日表演，後每逢佛誕日，皇帝下令「於宮中，結采為寺」，表演此舞。

在這個舞蹈中，數百名舞伎以香油塗身，華蔓（梵文譯名，指一種由花朵串成，用以裝飾身首的花環）披肩，打扮成菩薩的法相。「舞隊一出，如佛降生」，舞者曼妙的舞姿好似仙女下凡。

據說，其創作構思源於南方的女蠻國向唐朝朝貢時帶來的《菩薩蠻舞》。根據唐代蘇鶚著的《杜陽雜編》記載：宣宗朝大中初年（公元847～851年），女蠻國入貢，獻其國樂珍寶，「其國人危髮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制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

懿宗時（公元859～ 872年），李可及用此曲編製舞蹈。《四方菩薩蠻舞》通過優美的舞姿，表達了人們對佛的敬仰，因此受到當時人們的喜愛。

6.唐代花鎏金飛天紋銀壺 高約25cm

類似此壺的造型，於古陶瓷中經常發現，最大的差別是陶瓷製品都是素面無紋飾，更無法如銀器的精雕細鏨。此種造型同樣是來自波斯薩珊王朝，整器從頸部以下，佈滿紋飾，上下為蕉葉紋，中間是蔓草紋，主題為四開窗鎏金飛天。此壺的外形較單純，製作較容易，故已有仿品出現，但仿品的紋飾不如真品精細，也無法完全去除新刻痕跡，加上古代鎏金難仿，故仿品大多沒鎏金，不難分別。

7.唐代花鎏金鳳首銀壺 高約23cm

此壺以鳳首為蓋，類似的鳳首壺常見於唐宋的陶瓷器上。此器以龍為把，獸首為流，蓋與壺身緊密接合，壺頸細長，整器造型優美而不複雜，而其壺身的紋飾非常精美，壺身佈滿多種不同形狀精緻花朵，百花盛開，花形之美為壺中之冠。加上四隻鳳飛舞於花叢間(兩隻鎏金)，極為華麗，獨具創意。

8. 唐代花鎏金鷹首龍紋銀壺 高約24.5cm   

9.唐代鳳首龍把花鎏金龍紋銀壺 28.5cm

圖8.圖9的造型類似，一個以鷹首為蓋，另一個是鳳首，鳥的頸部都飾以連珠紋，壺的兩旁都飾以高浮雕龍並鎏金，浮雕高度超過0.4公分，龍的四週佈滿忍冬紋。這種扁長形壺身常為後期的遼、宋瓷師所仿。仿造的瓷器都為平面且造型單調。類似此種做法且如此精美者，未見於其他器物，更不見於其他金屬製品。

10. 唐代花鎏金雙羊首銀壺高約5cm

此雙羊首銀壺的造型同樣是前所未見。此種造型同樣來自西亞，而壺身紋飾是唐代帝王生活的寫照。此壺為扁圓形，壺的兩邊各有四人，或坐或立於樹下，樹上花朵盛開。兩邊紋飾不同，一邊是帝王席地撫琴，三位宮女舞於其前後。另一邊是帝王席地飲酒，一宮女持酒壺立其後，另兩位宮女舞於其前，構成絢麗多姿的歌舞場面 ，鳥、蝶穿梭其間，宛如人間仙境。

11.唐代 花鎏金胡人雙獅扁壺 高18.5cm 

此胡人雙獅扁壺是典型的波斯圖案，類似的圖案也出現於唐代的瓷器上。

銀壺的製作較為精緻，壺的兩面各有一人及雙獅，獅有雄雌之分，壺的兩側各有一象頭，象頭下各有一舞者，左邊為女右邊為男。相較之下，瓷器的製作較粗糙，獅無分雌雄，左邊象頭下亦不見女舞者。

 12.龍把花鎏金鳥形壺 高14cm

此鳥形壺體型較小，以龍為提梁，蓋口開在鳥背，鳥嘴為流，頸部以下以魚子紋為地配以忍冬紋及一對鴻雁和一隻鸞鳥紋，魚子紋之細為銀壺中之最，於一公分的長度內達15個魚子，稱得上是紋飾最細膩銀壺。

13.唐代花鎏金禽鳥銀壺 高20cm

反首鴨造型偶爾見於隨唐的陶瓷器上，但此種造型前所未見。此壺的進水口在鴨頭上，出水口在鳥嘴，提梁置於雙禽首之間，鴨嘴銜接鳥翅膀末端，造型特殊，鴨嘴與鳥頸間有明顯修補痕跡。 鴨胸兩側各有一鳳，鳳成回首飛翔狀，姿態優美，鳥的胸前刻了兩隻腳踏蓮花座的相對鴻雁 。

14. 唐代龍首花鎏金銀壺高21.5cm

此件銀壺的造型最奇特，龍頭聳背，高聳的背上置一烏龜，龜呈奮力前進狀，龜背為入水口，出水口在龍嘴。壺的兩側各有一高浮雕鳳，鳳頭作三百六十度扭轉，鳳爪粗壯有力，壺的把手為一小龍，整體形狀之奇特前所未見。

15.唐代花鎏金龍把鳳式銀壺 高約24cm

16.唐代花鎏金駱駝銀壺 高22cm

17.唐代 花鳥獸銀壺H.18.7cm

18. 唐代花鎏金連身雙龍耳銀壺H.30.9cm

此形式的壺首見於隋代，目前尚有兩件類似的瓷器，存放於博物館裡，其中天津藝術博物館的白釉龍柄聯腹傳瓶，與此器很接近 此種形狀的仿品也已出現，仿品外觀略臃腫，紋飾不協調，尤其是兩隻相對鸞鳥的輪廓，差距很大，顯然是技術不嫻熟而使鳥的輪廓走樣，鳥的頭部尤其明顯，這種雕刻上的嚴重敗筆，不會出現於技藝精湛的唐代銀器上。由於古代的鎏金難仿所以仿品未鎏金。此壺底部落款(咸通三年造) 咸通是唐懿宗李漼的年號。

唐懿宗李漼，是唐朝最後一個以長子身份即位，而且是最後一個在長安平安度過帝王生涯的皇帝。然而，唐懿宗被譏為驕奢淫逸侏儒俑，在位十五年，不思進取，寵信宦官，篤信佛教，面對內憂不知其危，遭遇外患不覺其難，把宣宗在位期間重新點燃起來的一點希望之光，徹底熄滅。

　史書記載，唐懿宗沉迷於遊樂——唐懿宗在位期間，對宴會、樂舞和遊玩的興致遠遠高出國家政事，上朝的意願明顯不如飲酒作樂。唐懿宗在宮中，每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每月在宮裡總要大擺宴席十幾次，奇珍異寶，花樣繁多。遊樂和歌舞，成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在他的作風影響下，整個官場也都彌漫著窮奢極欲，醉生夢死的風氣。晚唐著名詩人韋莊詩中有“咸通時代物情奢”的說法，他所詠“瑤池宴罷歸來醉，笑說君王在月宮”，正是對這一世態最好的描繪。

史書記載多件唐懿宗時期製造的精美銀器，其中最有名的有1.法門寺的八重寶函；是唐懿宗賜贈。珍藏佛指舍利的八重寶函，被認為是世界上發現最精美，層數最多的寶函，寶函上鏨刻分別有鎏金四大天王，六臂觀音，如來說法等圖。2.捧真身菩薩； 此尊捧真身菩薩是唐懿宗三十九歲生日時為供養佛指舍利而敬造的。咸通十四年(873)在迎送佛舍利時，與佛祖之金骨真身一併請入地宮永為供養。 3. 鎏金臥龜蓮花紋五足朵帶銀熏爐及銀爐台；鎏金臥龜蓮花紋五足朵帶銀熏爐及銀爐台，原置於地宮後室，唐懿宗供奉。其形制高大，製作精美，工藝採用了鏨刻、鈑金、鎏金、鉚接等方法，為唐代同類金銀器中，最宏大的一個，精湛的製造工藝和精美的裝飾圖案，令人嘆為觀止。在此可以發現，幾乎唐代最重要的銀器都出自唐懿宗的年代。

另外唐懿宗於咸通14年(西元873年) ，把佛骨送還法門寺時，供奉了大批金銀器物和珠寶法器，連同佛骨埋入塔下地宮。埋了一千多年，直到1987年，為了重建法門寺的寶塔而清理塔基時，才發現了這些寶物。其中就有金銀器一百二十一件。

由此可見唐懿宗在位期間，製造了大批精美銀器，而其最精美的莫過於以上十幾件銀壺。其精美程度超越以往各朝，之後亦不見能匹敵者，可謂空前絕後。由於帝王沉迷於玩樂，不惜花費巨資，利用其權勢，不顧一切，致力於其所好，間接導致唐朝滅亡。幾乎是百無一是的昏庸天子，確在無意中，留下舉世無雙的精美文物，這或許可略減其生前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