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唐代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

壹 唐代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

唐代金银器，代表了当时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它们在形制、纹样和工艺技术上显示出的丰富内容，是其他质料的器物无法比拟的。金银器的形制，多种多样，超过其他所有质料器物的种类类型，与人们的起居生活、风俗习惯关系密切。金银器上的纹样，几乎包括了唐代流行的装饰花纹的全部，表现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金银器精良的质地和精湛的制作技术，反映了唐代金银采矿、冶炼和制作工艺的卓越成就。

中国古代金银器，发展至唐代才兴盛起来。目前考古发现的唐以前历代的金银器皿，总共不过几十件，唐代的数量猛增，已发现几千件。

唐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也是一个兼容并蓄、善于吸收周边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时期。金银器的兴盛发展，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汉唐是中国历史上为人们称道的“盛世”，唐代文化之有别于汉代文化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高峰，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外来文化影响，而外来文化影响在唐代金银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目前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皿中，不仅有外国输入品，还有一些仿制品，加之以大量的创新作品，都直接地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金银器物几乎件件都是珍贵的艺术品。考古学、美术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从遗迹和遗物中了解一个社会的历史，由确定了时代归属及其之间联系的器物组成的群体便是社会某一侧面的缩影。金银器和其他考古发现的遗物一样，质地、形制、纹样、色彩、制法等要素包涵许多当时社会的信息，不仅使文献记载的史实形象化，还可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甚至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

金银器因质料珍贵、外观华丽，具有生活实用、观赏陈设，甚至货币职能等多重价值，有别于其他质料的物品。从历史文献记录和考古出土的实物看，金银器被用于赏赐、贡奉、赠送、贿赂、赋税、施舍、悬赏、赌博、储存等多方面,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关系较其他质料的遗物更密切。特殊的质地决定了金银器只能为社会上的少数人占有,表现出比较独特的风格，而且影响着其他器物的制造，领导着时代变化的潮流。在唐代考古学研究中，从金银器的发展和演变，可以发现人们审美情趣、思想意识，甚至社会等级制度的变化。所以，金银器的研究，不仅是考古学、美术史中的一个门类，对唐代社会的探讨也有一定的意义。

一 唐代金银器的考古发现

金、银的价值和社会功能，决定了它们作为财富的特殊象征和代表物，被人们所追求、占有。因得之不易，古代又没有特别的储藏设施，人们保存金银最安全的办法就是秘密埋藏。《因话录》载：“范阳卢仲元，家于寿之安丰，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谦侄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百亩，在洛城之东，守道力田以自给，未尝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计百两，不言于人，密埋于居室内。”① 这是以埋藏的手段保存金银。又如《朝野佥载》云：“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流其饼，驼苦之。乃将镢刷去十余砖，下有瓷瓮，容五斛许，开看，有金数斗，于是巨富。”② 这是发现埋藏黄金的实例。《旧唐书·王锷传》子稷条云：“锷在藩镇，稷尝留京师，以家财奉权要，视官之大小以进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广治第宅，尝奏请籍坊以益之，作复垣洞穴，实金钱于其中。 “③可知埋藏金银财宝的做法在唐代是普遍现象。正因为如此，唐代金银器的发现与其他器类最大区别是，它们主要发现于“窖藏”。“窖藏”是指文献中屡屡见到的有意埋藏珍宝的遗迹。唐代金银器发现的另一个来源是墓葬。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导致了厚葬成风，金银器也作为供死人阴间享用的物品被带到地下世界，是唐代贵族墓葬中的重要随葬品。但是，目前发掘的唐代墓葬大多数早年被盜，盗掘者主要收掠的对象就是金银器类，故尽管文献中屡见随葬金银的记载，考古发掘所见未被盗走金银器的墓葬实例并不多。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田野考古开始发掘出土唐代金银器，主要出自“窖 藏”和墓葬遗迹中，出土的金银器逐渐增多，并作为学术研究资料公布，其中重要而且是成批的发现主要见表1。

表1是田野考古发掘中出土金银器数量较多的唐代窖藏和墓葬。“窖藏”的性质很难确定。考古学中一般把专门储藏物品的遗迹称之为窖藏，有的具有仓库的性质，有的则是因突发事件而匆忙掩埋的。唐代出土金银器的窖藏中，最为著名的是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地点曾被认为是长安城内兴化坊王府。兴化坊位于长安城宫城之南，坊内分为十六个小区，邪王府位于坊内西门之南，而金银器窖藏出土地点在邪王府所在小区之东的区域内，故与邪王府似乎无关。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窖藏位于长安城内与西市相邻的光德坊西北隅，同时出土的唐代砖瓦很多，银器埋在唐代地面之下。陕西蓝田县杨家沟窖藏，成批器物有层次地堆积在临时挖掘的土坑之内，埋藏草率，与马镫及镑具一同落土，可能是在行旅之中仓促埋藏的。西安沙坡村窖藏位于长安城春明门附近。山西繁峙窖藏将银器埋藏于直径约1米左右的圆形坑内。江苏丹徒县丁卯桥藏，附近有房屋遗迹，出土遗物大都装在一件银质大酒瓮中，可能是遭战乱威胁时仓促埋藏的。除表所列的重要发现之外，其他零星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也经常见到，有的根据刻铭文字可考其年代，仍然十分珍贵。

1. 赵鳞:《因话录》卷三，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 张鹫:《朝野佥载》卷五，119页~120页，中华书局，1979年。
3.《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一，4061页，中华书局，1975年。
4. 陕西省博物馆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1期。
5.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6期。
6. 参见段鹏琦所著《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考古》1980年6期)。又据《唐两京城 坊考》，兴化坊内有租庸使刘震宅，何家村所出遗物中有官府商业税收的“东市库银饼”及 “洊安”、“怀集”庸调银饼，窖藏似乎和租庸使刘震有关。但出土物还有日本银币、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银币、西亚玻璃杯、银“开元通宝”。从锻盒装药品的情况看是私人用物，故窖藏的归属尚难断定。

表1 唐代金银器重要发现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遗迹及年代	出土物品及数量	参考文献
1957年	陕西西安市和平门外	窖藏	银器7件	[1]
1958年	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	窖藏	银器19件	[2]
1963年	陕西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	窖藏	银器15件	[3]
1970年	陕西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窖藏	金银器1000余件(200 余件器皿）	[4 〜 6]
1975年	内蒙古敷汉旗李家营子	墓葬	银器6件	[7]
1975年	陕西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	窖藏	银器4件	[8]
1975年	浙江长兴县下莘桥	窖藏	金银器约100件	[9]
1976年	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	窖藏	银器5件	[10]
1977年	陕西西安市东郊枣园村	窖藏	银器4件	[11]
1979年	浙江淳安县朱塔	窖藏	银器12件	[12]
1980年	陕西蓝田县杨家沟	窖藏	金银器30+件	[6]'[13]
1980年	浙江临安县	水邱氏墓 天复元年（公元901年）	银器38件	[14]
1982年	江苏丹徒县丁卯桥	窖藏	银器近1000件	[15]
1982年	陕西西安市电车二场	窖藏	银器12件	[16]
1984年	河南偃师县杏园 李景由墓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	银器13件	[17]
1985年	青海都兰县	墓葬	银器30余件	[18]
1987年	陕西扶风县法门寺	塔基地宫遗址	金银器121件	[19] [20]
1989年	陕西西安市东郊 西北国棉五厂	65号墓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	银器5件	[21]
1989年	陕西西安市东郊 西北国棉五厂	韦美美墓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	银器4件	[22]
1990年	山西繁峙县	窖藏	银器约40件	[23]
1991年	河南伊川县鸦岭	齐国太夫人墓长庆四年(公元824年)	金银器21件	[24]

此外，在中国田野考古学出现之前，被盗掘的唐代墓葬和其他遗迹中也发现过许多金银器物，主要出土于清末民国初年修建陇海铁路所经河南洛阳北邙的唐代墓群中，也有的出土于陕西西安地区。这些金银器多流入海外，分别收藏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博物馆收藏数量较多的有3处，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收藏20余件，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收藏20余件，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收藏20余件。私人收藏以美国卡尔·凯波收藏最多，属于唐代的金银器约有10件。

在唐代金银器成批发现的遗迹中，最重要的是陕西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江苏丹徒县丁卯桥窖藏、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三大发现。何家村窖藏位于北方地区，埋藏的时间是8世纪中叶或稍晚，器物的造型和纹样，代表了北方金银器的风格。丁卯桥窖藏位于南方地区，器物的造型和纹样，代表了南方金银器的风格。法门寺为皇家寺院，出土的器物大量为晚唐时期的作品，有皇室所属作坊制作的，也有南方地区制作后进奉到长安的，许多器物上刻有纪铭文。这三批器物数量多，分别代表了唐代前期和唐代中后期的遗物，反映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南、北不同系统，还表现出唐代中央和地方官府作坊产品的不同。它们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加深了对唐代金银器的整体认识。

考古发现和传世收藏的物品，在1985年出版的《唐代金银器》和1989年出版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①中收录较多，将重复者除外，总共收录300多件器物。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中新发现了唐代金银器121件，主要发表在《法门寺地宫珍宝》一书中。金银器皿绝大多数为珍贵文物，分藏在各地文物部门，很难逐件对实物进行考察，有些藏于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藏品尚未公布，因此对目前出土和收藏的唐代金银器数量很难做出准确的统计。各种书刊发表的器物，有的由于摄影技术、印刷水平、纸张质量等原因而不清晰，有的未刊登图片，还有些器物仅从发表的图片来看，不能准确地判断其真伪。因此在进行研究时，不得不作一些选择。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多来自于皇室，为当时最精美的器物，许多器物的制作时间、管理的工和制作工匠名字都十分清楚。更重要的是，入藏这批器物时(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镌刻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碑(简称《法门寺物账》，图1-1)也完整无损地出土，现迻录如下②。

① 海外藏品在韩伟编著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中收录较多，但其中有的可能是赝品，如图235卡尔·凯波收藏的“狻猊流云纹银盒”、图237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尔夫收藏的“双双雀纹银盒”，从其纹样观察似乎是赝品。

②《法门寺物账》录文是沈睿文参照韩伟著的《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考》(《文物》 1991年5期)和京都文化博物馆编的《大唐长安》(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94年)243页拓本照片录出。

 

《法门寺物账》开篇便指出地宫内人藏物品有“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和“新恩赐到金银宝器”两大批，这两批物品是地宫宝物中的主要内容。从《法门寺物账》记录的方式上不难发现，账上所记物品有，一定的顺序。首先,按器物的来源分批入；其次，以物品的质料分别叙述；再次，凡金银器类，除了记有器物名称、数量外，还注明重量。《法门寺物账》详载了法门寺地宫中的大部分金银器物，广泛涉及到器物的名称、用途、形状、工艺制法和重量，多与实际出土遗物相符，是研究唐代金银器的珍贵文字资料。

二 唐代金银器研究评述

现代考古学研究以田野科学发掘为基础，有别于单纯以传世品、收藏品为对象的研 究。唐代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却比较特殊，不是先有田野考古发掘然后展开研究，而是先有研究后有考古发现。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尚未发掘出土唐代金银器时，一些传世的器物已收藏在私人家中和博物馆中。这些器物虽也有20世纪初地下出土的，但未经科学发掘，由盗墓者获得或偶然发现，经古董商之手辗转流传于世，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出土遗迹的性质、伴出器物的组合等重要考古学现象都无记录。然而，这些精美的传世唐代金银器，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以传世品、收藏品为对象的研究随之很早就开始了。迄今为止，唐代金银器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20世纪20 年代末，英国学者B. L. 霍伯森(B.L. Hobson)最先公布了相传出土于洛阳北邙，在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15件唐代金银器①。几乎同时，日本出版了《东瀛珠光》②、《正仓院御物图录》③，发表了一些日本收藏的唐代金银器。此后，收藏于国外的唐代金银器不断发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日本学者原田淑人、梅原末治、石田茂作和德国学者A.格拉夫·施特拉赫维茨(A.Graf.Strachwitz)等进行了最初的研究④。 当时，资料分散于各国，他们只是各自对几件器物进行探讨，在肯定这些藏品是中国唐代器物的同时，指出了它们与波斯萨珊金银工艺的密切关系。1957年，瑞典学者俞博(Bo Gyllensvard)发表《唐代金银器》一文①，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国收藏的唐代金银器以及相关的石刻、壁画、织物、陶瓷和西方金银器，第一次全面地、综合地研究了唐代金银器。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的研究中，有三个显著特点：研究的对象是收藏品；研究学者都是外国人；研究一开始就注意到中西文化交流问题。

① B.L.Hobson， A Tang Silver Hoard.B.M.Quard VolumeI，1926-27，London.
② 东京审美学院:《东瀛珠光》，1926年-1927年。 日本帝室博物馆:《正仓院御物图录》，1928年。
原田淑人:《东亚古文化研究》，座右宝刊行会，1941年。
梅原末治:《支那唐代银器の三四仁就》，《美术研究》第一三〇号，1937年。 石田茂作：《奈良时代文化杂考·正仓院 御物の奈良时代文化》，创元社，1926年。 参见陈英英等：《国外学者研究唐代金银器情况介绍》，《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

 

俞博的论著涉及问题最为广泛，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通过对比分析，首次进行了唐代金银器的分期，认为唐代金银器应分作初唐(公元618年~650 年)、盛唐(公元650年~755年，又分前、后两段。前段：公元650年~712年；后段：公元712 年~755年)、中唐(公元755年~820年)、晚唐(公元820年~906年)。 还论证了唐代金银器有四种风格，即中国传统风格、波斯萨珊风格、印度风格、中国唐代创新风格。遗憾的是，当时俞博在研究中，只能利用各个博物馆及私人的收藏品，无明确的科学发掘出土遗物。在进行分期时借鉴的铜器、瓷器、漆器和壁画，石刻有准确纪年的也不多。如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15件唐代银器，只有1件带“乾符四年”的刻铭，而这批器物显然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俞博却将它们统统作为晚唐的标准器物。 此外，他所论及的唐代金银器的几种风格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金银器在内的波斯萨珊艺术，至今仍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波斯萨珊金银器对唐代有很大的影响，但在所谓 “萨珊金银器”中，现在已有许多被定为特或东伊朗地区的产品，而俞博未对粟特地区金银器与唐代金银器的关系进行阐述。俞博的论著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各种问题主要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造成的。

(二)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学者玛格丽特(Magaret)撰写《唐代金银器》一文，重点讨论了唐代金银原料的来源和金银器的分期。俄罗斯(原苏联)学者B.H. 马尔萨克 (B.H.Mapuak)在论著《粟特银器》中，把过去笼统认为是萨珊银器的一部分考定为粟特地区的产品，并指出其中有些器物与中国唐代金银器关系密切。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陆续报道了一些地下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数量不多，也未在学者们的论著中得到充分的利用。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了唐代金银器1000余件，其中容器达296件，几乎超过以前所知唐代金银器数量的总和，使人们对唐代金银器有了新的认识。1977年，日本学者桑山正进著《一九五六年以来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及其编年》 一文④，根据地下出土的资料重新对唐代金银器作了分期，并研究了杯的谱系。此后， 中国学者夏鼐、段鹏琦、韩伟、卢兆荫等相继发表了一些专题性的论文，使唐代金银器的研究进入到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两个特点：研究的对象以出土品为主；许多中国学者开始进行研究。

Bo Gyllensvard，Tang Gold and Silver No.29.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7.
(2) Magaret Medlley，T’ang Gold and Silver，1971. 5. H. Mapan, Corduickoe Ccepeopo, MocKa，1971.
4 桑山正进:《一九五六年以来出土の唐代金银器の编年》，《史林》六〇卷第六号， 1977年。

玛格丽特的分期与俞博基本相同。她在解释第一期萨珊金属工艺对中国的影响时指出，约在7世纪中叶，伊朗的捶揲和雕刻技术传入中国。她的结论与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不符。中国目前发现的汉至隋代金银器皿中，除外国输入品外，已有采用捶揲技术的，如山东淄博汉齐王墓随葬坑出土的鎏金银盘和河北定县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龙形金饰片等等②。虽然唐代以前中国金属工艺中捶揲和雕刻不发达，但无疑已出现了这种技术。

马尔萨克将粟特地区的银器分为三个流派，“A流派”带有萨珊风格，“B流派” 为当地特征，“C流派”与中国唐代银器接近。中国出土的属于唐代历史时期的银器，有的与粟特银器十分相像，有的便是粟特银器③。马尔萨克的研究结果对于探讨唐代金银器分期及与西方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不足的是，他对每件器物的时代，界定的范围较大，多为一个世纪；限于当时能掌握的唐代金银器的资料很少，“C流派”与唐代的关系论述得很笼统。粟特地区与唐代中国内地关系甚为密切，两地间的交流、影响是相互的。“C流派”与唐代金银器接近的现象，是受唐代器物的影响，还是粟特银器中的 “C 流派”作风影响唐代器物，论述的并不明确。

桑山正进论文最大的特点是根据考古发掘品，对唐代金银器进行编年和分期。在唐代金银杯谱系的论述中利用了马尔萨克的成果，认为粟特地区对唐代金银器有深刻的影响，而有的高足杯可能源自罗马金属器。但是，该文基本采用原报告对出土物的年代判定，未作进一步的分析；又将唐代金银杯中的高足杯和带把杯混在一起区分类、式，致使很有见地的看法未能深入。

(三)第三阶段

中国关于唐代金银器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专门的著作和综合性的研究文章。继何家村窖藏发现之后，1982年江苏省丹徒丁卯桥窖藏又发现金银器 956件，更加丰富了唐代金银器的资料。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唐代金银器》书，以图录为主，收录136件器物。书中附有“唐代金银器概述”、“试论唐代南方金银工艺的兴起”、“金银器与唐代进奉之风”、“唐代白银地金的形制、税银与衡制”、“唐代冶银术初探”等5篇论文。1989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韩伟编著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共收器物290件，包括收藏在外国的器物149件，每件器物都有较详细的说明，卷首还有“简论”一篇。此外，熊存瑞、陈英英分别撰写了《唐代金银容器》和《唐代金银器研究》，这是两篇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虽未公开发表，但已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室，应作为中国学者对唐代金银器研究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唐代金银器的研究，是在新的考古发现基础上开展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以往。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出版了较全面地介绍中国的新发现及收藏于海外而以往鲜为人知的资料的书籍；根据日益增多的出土的新资料，对分期进行了再探索；研究的内容更为全面。

 

① 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2期。
段鹏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考古》1980年6期。
韩伟:《唐代社会生活中的金银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卢兆荫:《试论唐代的金银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爾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 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2) 参见本书第二编《金银制造业的发展》。
③参见本书第三编《唐代特式金银带把杯》:

 

《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一书，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唐代金银器最为重要的著作。此书以介绍资料为主，将290件器物绘出线图。此前，中国出土以及海外收藏的唐代金银器，多以照片的形式刊布，许多器物由于印刷质量较差，通过照片很难观察清楚器物的面貌，使研究受到一定的限制。此书以清晰的线图将零散地出现在各种书刊中和收藏于海外的金银器集中在一起，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书中的“简论”共3万余字，包括“唐代制造金银器的目的及部门”、“金银器在唐代前后的使用情况”、“唐代社会生活中的金银器”、“唐代金银器装饰图案的题材”、“金银器的装饰构图”、“金银器装饰图案的特点”、“唐代金银器的分期”、“唐代金银器装饰图案的演变”等8个部分，是有关唐代金银器研究的较全面的论述。目前，在唐代金银器的研究中，对每件器物的断代和考古学的分期仍是极为重要的基础研究。而对许多器物的断代，我与该书看法不同。该书认为在唐代中晚期，金银器的制作曾出现复古倾向，产生了许多形制较晚而纹样较早或形制较早而纹样较晚的器物。对此，我曾发表专文讨论，此不赘述。

此外,早在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著有《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凹， 该书研究的重点是金银的货币职能，较全面地收集了文献史料，对唐代的金银矿的开采与税收也有详细的探讨。英国学者罗森于1982年撰写了《中国唐朝银器装饰》，认为唐代银器的流行源于西方影响，唐初银器上的纹样模仿西方，7世纪末8世纪初开始创新③。其他中外学者发表的散见在各种杂志中的论文，将在下文中述及。

总括中国唐代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1)尝试了编与分期问题的研究。
• (2)试图找出唐代金银器与西方器物的具体 联系。
• (3)探讨了金银器与唐代社会的关系。
• (4)涉及到唐代金银器的区域性差异问题。
• (5)以金银器为资料研究其他如税制、衡制、冶银、美术等问题。

所以用尝试,试图、探讨、涉及等词来概括这些研究，意在表示这些工作刚刚开始，尚待深入；也反映国内外学者们在各个时期所作的努力和已经取得的成果。需要申明的是，在目前有条件掌握更多的资料，特别是地下出土的遗物的情况下，评述前辈学者论著中的得失，并非否定他们在研究唐代金银器的历程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们的许多成果和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是有疑问的结论也给后人的研究以启示。

① 齐东方:《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考古》1991年2期。 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译本),联合准备银行,1944年。
J. Rawson, The Ornament on Chinese Silver of the Tang Dynasty (AD-618-906), British Museum，1982.

 

贰 标准器物及标准器物群

在进行金银器研究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器物的断代。如果不能准确地考订出每件器物的制作或流行时间，其他问题将无法深入探讨。考古学研究中确定器物时代通常用地层学、类型学和科学技术检测等手段。但就唐代金银器而言，无论是博物馆藏品或地下出土的器物，地层学方法都不能对它们提供断代方面的帮助，科学技术检测方法也尚未解决金银器的时代断定问题。因此，目前只能采用类型学方法推断时代。每件器物都有自身的形制和纹样特征，这些特征是其制作年代的标志。唐代金银器断代，重要的便是对器物的形制和纹样进行分析。然而，要确定器物形制、纹样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演变，必须以一批年代清楚的器物为标准。

所谓的标准器物和标准器物群，是指器物和器物群的年代清楚，可作为对其他器物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断代的基础。标准器物和标准器物群的年代具有客观性，有的能准确得知具体的年月，有的可以了解器物制作的大致时间范围，并以半个世纪为限，否则不能作为标准器物及标准器物群。

唐代金银器中有些器物具有如下几种特点:

• (1)器物自身带有铭文，可考其制作年代。
• (2)出土在纪年墓葬之中。
• (3)伴出器物的年代明确。

这类器物无疑对认识唐代金银器的时代特征十分重要。但是，由于任何一件器物的形制和纹样都有特殊性，故不是每件年代清楚的器物都可以作为断代标准器物的。因此，标准器物的确立，参考了其他质料的纪年遗物中与金银器形制或纹样相同者，而这些其他质料的器物本身也可作为金银器断代的重要参照物。此外，器物的群体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同一墓葬或藏出土的一批器物，其制作时间一般较接近，至少流传的下限比较清楚。以标准器物和标准器物群为依据，对其他年代不清的金银器皿的形制、纹样进行排比，总结出唐代器物形制、纹样变化的共同规律，就能够确定各件器物制作时代的相对早晚。

一 标准器物

唐代金银器中的标准器物, 有棺、椁、壶、盒、铛、杯、盘、茶托、盐台、炉等器类。

泾川金棺(图1-2)、泾川银椁(图1-3)，甘肃省泾川塔基 (25) 内出土。依据同时出土的舍利石函上的铭文可知，此二者是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以前的物品。泾川金棺和泾川银椁形制上的特点都是顶部前高后低，呈斜坡形。金棺焊贴团花和折枝花；银椁通体满饰缠枝纹，纹样纤细繁密。

莲瓣纹三足银壶(彩版47)、折枝纹三足银壶(彩版46)、象纹圆形银盒(彩版29)、鸳鸯纹蛤形银盒(彩版 43)，西安东郊唐墓出土，葬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莲瓣纹三足银壶盖、身两部分组成。盖面隆起，有盘状捉手。壶身呈十二瓣，口微敞，腹有横折棱，下附三蹄足。盖面为两周莲瓣，莲瓣内饰花草。壶身每瓣内饰花草、鸾鸟。折枝纹三足银壶亦由盖、身两部分组成。盖作伞帽形，上有钮。壶身口微敞，束颈，圆鼓腹，圜底，下附三蹄足。盖面饰草叶纹。壶身饰折枝花草、鸾鸟，足部饰孔雀尾似的羽 毛纹样。象纹圆形银盒上下隆起，以子母口扣合。盒的一面饰飞鸟、卧鹿、花草、树木、山峦，另一面饰鸾鸟、折枝花和僧人执杖牵象图。鸳鸯纹蛤形银盒以环轴连接盒体两半。盒表主题纹样一面饰交颈鸿雁和鹊鸟，配以折枝花纹；另一面为鸳鸯相对，配以鹊鸟和折枝花草。这几件器物纹样比较纤细繁密，僧人执杖牵象图为少见的内容。器物均捶揲成型，纹样錾刻，然后鎏金。

“韦美美”鸳鸯纹圆形银盒(图1-4，彩版30)和“韦美美”鸳鸯纹蛤形银盒(图1-5，彩版42)，西安东郊韦美美 (222) 出土，葬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圆形银盒的上下隆起，以子母扣合。盒表两面中心饰鸳鸯踝莲图，两旁衬以折枝花草。盒表側面饰云朵纹。蛤形银盒的两半用环轴连接，开启自如。 盒表主题纹样为鸳鸯衔级纹，周围饰折枝花草。这2件器物均捶揲成型，纹样錾刻，然后鎏金。

 

“李景由”宝相花纹蛤形银盒(图1-6)、“李景由”宝相花纹花瓣形银盒(图1-7，图版68)、“李景由”素面圆形银盒(图1-8、9)、“李景由”素面圜底银碗(图1- 10、11)、“李景由”素面短柄底银铛(图1-12)，河南偃师李景由墓出土，葬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蛤形银盒的两半用环轴连接，可以扣合。盒表的两面为宝相花，周围饰折枝花草。花瓣形银盒呈六角花瓣形，每瓣微鼓，盒的上下隆起，以子母口扣合。盒表两面均饰宝相花纹和缠枝纹，侧面为折枝纹。圆形银盒2件，大小各异，盖与器身以子母口扣合。通体抛光，制作规整。圜底银碗2件，皆侈口，但大小不同。银铛的口微敞，浅腹，一侧有叶芽形把。这些器物均捶揲成型，蛤形银盒和花瓣形银盒的纹样细密繁缛，用錾刻技术刻出，然后鎏金。

 

临潼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图1-13)、临潼金棺(图1-14)、临潼银椁(图1-15，彩版 65)，陕西临潼庆山寺塔基 *内出土。塔基内出土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树立的“上方舍利塔记”，出土物的年代不会晚于这个时间。银高足杯直壁，深腹，高足的中间有“算盘珠”式的节。杯体饰缠枝纹，纹样较肥大，从藤蔓和枝叶看，似为葡萄纹的简化。金棺置于银椁内，盖顶前高后低，呈斜坡形。盖顶中心饰鎏金宝相花，四周有小团花；前、后挡及两侧也有小团花。银椁的形制复杂，盖顶前高后低，呈斜坡形，底有长方形镂空座。盖顶的中心焊贴莲花，其上以粗银丝作成类似宝刹的螺旋，莲花的四周有四朵小团花。椁的前挡有门扉，左右各焊贴浮雕鎏金菩萨；后挡焊貼浮雕鎏金摩尼宝珠；两侧焊贴对佛涅槃表示悲伤的五名弟子。

 

八府庄狮纹葵花形银盘(图1-16，彩版18)，陕西西安东北郊八府庄窖藏”出土。与盘同时出土的4件铤中有2件分别带“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和“天宝十载” (公元751年)的铭文，此盘的年代与之大体接近①。盘宽沿，浅腹，三足。内底中心饰凸起的狮子，狮子回首，张口，作行走状；盘沿饰不同形状的折枝花叶纹。器物捶揲成型，纹样部分先捶出轮廓，再錾刻细部，然后鎏金。

“李勉”圆形银盘(图1-17，彩版16)，陕西西安南郊西北工业大学窖藏出土。 侈口，浅腹，平底。盘心以忍冬叶构成圆圈，正中有两尾鲤鱼，鲤鱼周围饰折枝花叶， 忍冬圈之外也饰折枝花叶。器物捶揲成型，纹样部分先出轮廓，再錾刻细部，然后鎏金。盘底刻“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兼御史丞充江南道观察处置都团练守捉及莫徭等使赐紫金鱼袋臣李勉奉进”，还有墨书“赵一”两字。李勉任洪州刺史充江南道观察等使系从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九月至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四月②。

“郑洵”鸳鸯纹蛤形银盒(图1-18，彩版40)，河南偃师郑洵墓2出土，葬于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蛤形银盒的两半用环轴连接，可以扣合。盒表的两面主题花纹是鸳鸯，周围饰阔叶折枝花草，蛤盒的根部饰孔雀尾似的羽毛纹样。器物捶揲成型，纹样錾刻，然后鎏金。

“刘赞”葵花形银盘(图1-19)，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窖藏 (10) 出土。宽沿，浅腹，三足已失。盘心饰卧鹿一 只，鹿角为平角，或称“肉芝顶”，四周为折枝石榴，再外为阔叶折枝花。盘沿折向盘腹处饰联珠一周。

① 卢兆荫：《从考古发现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考古》1983年2期。

(2) 卢兆荫：《试论唐代的金花银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盘沿饰六折枝花。器物捶揲成型，纹样部分先捶出轮廓，再錾刻细部，然后鎏金。盘底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刘赞任宣州刺史、宜歙州观察使是从德宗贞元三年八月至十二年六月(公元 787年-796年)。

“裴肃”葵花形银盘(图1-20，图版37)，陕西西安北郊坑底村窖藏2出土。侈口，平沿，圜底。盘分为六曲，底心饰翔鸟一对和折枝花丛，盘沿内外侧饰叶瓣纹，盘沿饰六组双鸟衔花和折枝花。器物捶揲成型，纹样出轮廓后錾刻细部再鎏金。此盘直径达55厘米，盘底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和“点过讫”。裴肃任越州刺史、浙东道观察使在德宗贞元 十四年九月至十八年正月之间(公元798年~802 年)②。

“郑绍方”鸳鸯纹方形银盒(图1-21)，河南偃师郑绍方墓出土，葬于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银盒椭方形，盒面饰一对鸳鸯，四周为折枝花草，纹样简洁。器物捶揲成型，纹样錾刻。

卢兆荫:《从考古发现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考古》1983年2期。 同注①。

 

 

“齐国太夫人”双鱼纹金长杯(图1- 22)、“齐国太夫人” 提梁银壶(图1-23)、 “齐国太夫人”荷叶形 银盘(图1-24)、“齐国太夫人”绶带纹弧腹银碗(图1 – 25)、“齐国太夫人”提梁银锅 (图1-26)、“齐国太夫人”缠枝纹方形银盒(图1-27)、“齐国太夫人”长柄底银铛(图1-28)、“齐国太夫人”银支架(图1-29)，河南洛阳伊川“齐国太夫人”墓出土，墓主卒于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双鱼纹金长杯共出土2件，形制相同，侈口，四曲斜腹，圈足。内底中心饰水波纹，其中有火焰宝珠和双鱼，外周和口沿饰叶瓣纹。提梁银壶，敛口，鼓腹，圜底。双耳铆接于口沿外侧，与提梁相勾连。腹部有接缝，用30枚六瓣花形银铆钉铆接。

 

荷叶形银盘也出土2件，形制相同，四曲长椭圆形，宽沿，四角上翘，浅腹，平底内凹，腹外有焊痕一周，应接圈足。沿上錾刻荷叶纹，间饰四组双鱼，内底中心为毬路纹，四周围绕双雁流云。绶带纹弧腹银碗，侈口，尖唇，弧腹，圜底，圈足。碗内正中为绶带纹，腹壁分四区饰斜方格纹。提梁银锅，敞口，宽折沿，腹微鼓，圜底。双耳立于折沿上，与提梁勾连。方形银盒，四曲，子口，盖已失。盒底焊接底托。盒表面及底托表面錾刻缠枝纹。盒内有粉痕。长柄圜底银铛，敞口，折沿，弧腹，圜底。长柄于器口外壁。银支架架面呈圆角方形，鹤首柄，四兽足。支架面饰镂空缠枝纹。

禅寺银椁(图1-30)、禅众寺金棺(图1-31)、长干寺银 椁(图1-32)、长干寺金棺(图 1-33)，江苏镇江甘露寺塔基(30) 内出土。依据同时出土的石函铭文(图1-34)，塔基所出物品是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以前之物。禅众寺银椁为方形，顶盖饰两只飞翔的仙鹤，四周饰半花纹。正面为直棂乳钉门扉， 两侧饰伽陵频嘉。底部周边饰半花纹。禅众寺金棺为长方形，顶部较平。盖上饰四只飞翔的仙鹤，四周为联珠纹。前挡为直棂乳钉门扉。两侧为伽陵频嘉。底座饰水波、几何、半花纹。长干寺银椁的盖顶部前高后低不明显。盖顶錾刻两个飞天，余白处填折枝花和云朵，前、后挡饰缠枝和折枝花草，前挡还有直棂乳钉门扉。椁的两侧有双头陵频嘉，飞翔在缠枝花草中。长干寺金棺的盖顶饰三只飞翔的仙鹤，两侧饰伽陵频嘉，余白处为缠枝花草和云朵。

 

“李郁”绶带纹云头形银盒(图1-35)，河南偃师李郁墓出土，葬于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盒身以鱼子纹为地，器盖錾刻绶带纹和缠枝纹。“穆悰”犀牛纹方形银盒(彩版38)，河南偃师穆悰墓出土，葬于宣宗大中元 年(公元847年)。方形几乎无棱角而呈椭圆形，盒身的四瓣微微內凹。盖面中心饰一醒目的犀牛，犀牛为趴卧状，四周是折枝花草。 “敬晦”葵花形银盘(图1-36，彩版15)，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窖藏出土。侈口，浅腹，圈足。盘底心饰四枝折枝花组成的圆形图案，腹壁间隔地饰五株折枝叶。器物捶揲成型，纹样錾刻，然后鎏金。盘底刻 “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敬晦任盐铁使始于宣宗大中三年四月(公元849年)或稍后至大中五年二月(公元851年)①。

和平门双层莲瓣银茶托(图1-37，图版100)，陕西西安和平门窖藏出土。圜底深托，宽平沿，圈足。宽平沿錾出双层莲瓣。器物圈足内侧刻“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叁字”。同时出土的茶托共7件，另6件与此件形制稍有差别，为单层莲瓣(图版101)，其中1件圈足内侧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工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

①卢兆荫:《从考古发现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考古》1983年2期。

 

“田嗣莒”双凤纹花瓣形银盒(图1-38)，陕西蓝田杨家沟窖藏13出土。盒身和盒盖为五曲花瓣形，圈足已失。盖面隆起，正中饰双凤衔绶带，周边为缠枝纹和飞鸿。盒身饰绶带、鸳鸯和缠枝纹。器物捶揲成型，纹样錾刻，然后鎏金。盒外底部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法门寺银盐台(图1-39)、法门寺五足银炉(彩版54)、法门寺珍珠宝钿方形金盒(彩版34)，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 191120)出土。银盐台由盖、台盘、三足架组成。盖为荷叶状，有莲捉手，盖面饰四个摩羯。台盘由一周花瓣组成。三足内侧均錾文，可知其为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文思院造。五足银炉由炉盖、炉身和足组成。盖顶有莲捉手，盖面饰莲花绶带纹。炉身刻缠枝纹，铆接五个绶带纹朵带和五个独角兽足。炉底錾文49字，可知为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文思院造。方形金盒正面竖錾文1083字，说明系智慧轮于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闰八月造。

“宣徽酒坊”银注(图1-40)，陕西西安二府庄窖藏出土。口微侈，粗颈，鼓腹，圈足。肩有长注，颈至腹有曲把。圈足内的器底刻“宣徽酒坊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六月二十日别造七升地字号酒注壹枚重壹佰两正臣杨存实等造监督蕃头品官冯金泰都知高品张景謙使高品臣宋师贞”。

“李杆”葵花形银盘(图1-41)，陕西蓝田杨家沟窖藏 (13) 出土。侈口，浅腹，圈足已 失。盘身呈四瓣，各饰鸳鸯衔绶带和折枝花。口沿为飞鸟纹边。盘底心饰四株折枝花组成的圆形图案，内壁间隔地饰四株折枝叶。器物捶揲成型，纹样錾刻，然后鎏金。盘底圈足内刻 “桂管臣李杆进”。该器与“田嗣莒”双凤纹花瓣形银盒共出，李杆进奉的器物又出土于法门寺地宫，因而其时代应在9世纪后半叶。

不列颠银长杯(图1-42)，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收藏 (D3)。侈口，六曲浅腹，圈足。杯身呈四瓣。圈足外側刻“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王大夫置造镇司公廨重二两半分”。

“高骈”多曲银碗(图1-43)，山西繁峙窖藏出土。敞口，深腹，圈足已失。碗身为四曲花瓣形，每瓣正中饰折枝花。碗内底中心为水波纹，其中有一对摩羯和火焰宝珠。口沿处饰叶瓣纹。碗外沿錾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高进”12字，高骈被授盐铁转运等使为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

上述标准器物中有的是唐代金银器皿中的孤品，有的为不带纹样的素面器物，远不能以此来确定其他所有唐代金银器皿的年代。但这些时代清楚的标准器物，有时伴出其他器皿而构成一个器物群体。还有一些成组的器物，出土于同一墓葬或窖藏，即使并非同时期的遗物，也可确定整个群体的时代下限。

二 标准器物群

标准器物群虽不能像标准器物那样为判定其他器皿提供更可靠的时代依据，却提供一个时代下限和时代范围，而且大大地丰富了可供参考的器类，器形和纹样。这些器物群体需要讨论后才能作为具有一定断代意义的标准器物群。

根据考古发现的情况，分别有8世纪前半叶、8世纪中叶、8世纪后半叶、9世纪 前半叶、9世纪后半叶的器物群。

(1) 8世纪前半叶 5组

• 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金银器皿 200余件，共出遗物中有的带明确纪年，其中时代最晚的是刻有“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调”字样的银饼。此银饼是作为安县“庸调”上缴的。银饼只具有一定价值，一般不能直接充当货币广泛流通，需要制成其他器物才有明确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故银饼按原样保存的时间不会太长，因而与之同出的其他器物的年代大都不会晚于银饼的年代①。
• 西安东南郊沙坡村窖藏出土银器15件，无纪年物品共出。但是，15件器物的形制、纹样风格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大部分器物接近，均不见于时代明确的8世纪中叶以后的器物中，也不见于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和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两批9世纪中后期的器物中。因此，它们的时代应属于8世纪前半叶。
• 陕西西安东郊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墓出土银器5件，制作时间应早于8世纪中叶。
• 陕西西安东郊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韦美美墓出土银器4件，制作时间也应早于8世纪中叶。
• 河南偃师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李景由墓出土银器13件，制作时间均应为8世纪前半叶。

①关于何家村窖藏文物年代的下限，有8世纪中叶和8世纪后半叶两种意见 (参见段鹏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考古》1980年6期：秋山进午：《唐朝の工艺》，《正仓院上唐朝工艺》，平凡社，1981年)，但都认为大多数器物应是8世纪中叶以前的。有争议、认为时代为8世纪后半叶的器物仅有何家村折枝纹带盖银碗、何家村团花纹带盖银碗， 何家村团花纹花瓣形银盒、何家村鹦鹉纹提梁银壶、何家村银匜。这几件器物暂不列入8世纪中叶以前的典型器物群内。

(2)8世纪中叶 1组

• 陕西西安南郊西北工业大学窖藏出土银器4件，其中有“李勉”圆形银盘，应为8世纪中叶的器物。

(3)8世纪后半叶 1组

• 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窖藏出土银器6件，其中有“刘赞”葵花形银盘，为8世纪后半叶的器物。

(4)9世纪前半叶 2组

• 河南洛阳伊川唐齐国太夫人墓出土金银器21件，齐国太夫人卒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器物制作时间应在9世纪前半叶。
• 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窖藏出土银器19件，其中有“敬晦”葵花形银盘，年代当在9世纪前半叶及中叶。

(5)9世纪后半叶 6组

• 陕西西安和平门窖藏出土银器7件，其中1件带“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錾文，年代当在9世纪后半叶。
• 陕西蓝田杨家沟窖藏出土银器30 余件，其中有“李杆”葵花形银盘，年代在9世纪后半叶。
• 西安东郊枣园村窖藏出土银器4件，同时出土“乾符六年(公元879年)银铤 1件，年代为9世纪后半叶。
• 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出土银器956件，其年代应为9世纪后半叶。
• 浙江长兴下莘桥窖藏出土银器一批，与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出土银器风格一致年代为9世纪后半叶。
•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121件(图1-44、45)，其中有咸通年间制造的器物，可以推测绝大部分器物的年代为9世纪后半叶。
• 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该墓埋葬时间是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器物制作时间应在9世纪后半叶。

以上器物是年代清楚和比较清楚的，在时间上跨越了整个唐代。这些器物如果按时间先后排列，可以反映出某些器皿的形制、纹样等方面的早晚不同，从而粗略地勾出一个唐代金银器发展演变的序列，并获得了许多有关器皿的时代早晚特征的认识，这一年代序列便使其他金银器在确定年代时有了一个可靠的比较标准。

1.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2、15.阏伽瓶 3.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 4.5.鎏金鸿雁纹壶门 座五环银香炉6、17.波罗子 8.素面银如意 9、21.鎏金人物画银坛子 10.鎏金带座菩萨 11.鎏金银 如意 12. 素面银灯 13.鎏金银水碗 14. 素面银手炉 16.委角方形银盒 19.鎏金葵口小银碟 20，24. 银芙梨 22.鎏金龟形银盒 28.鎏金双狮纹菱弧形圈足银盒 29.鎏金双凤衔细纹圈足银方盒 30. 素面 顶银函 32. 蕾纽摩羯纹三足架盐台 33.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 34. 单轮十二环金锡杖 35. 金团花纹银钵盂 36. 金银丝结笼子 37、42、44、45. 调达子 39.鎏金双凤衔瑞草纹五足朵带银炉台 40. 素面银香案 41. 鎏金流云纹长柄银匙 43. 银食署 46.伽陵频伽纹纯金钵盂 47.鎏金银碗 (此图及说明均摘自原发掘报告，本书所用法门寺地宫出土器物的名称与此不同)

1、2.八重宝函 3.银则 4. 银羹碗子碗盏 7、32.银阏伽瓶 9. 银芙蕖花蕾 12，14. 银笼(内装两件香囊) 15、21、22、38. 银荷叶 17. 银莲 19. 纯金钵盂 27.银粉盒 33. 银锅轴 35、39、40、41.银盐台 36. 银茶碾子 37. 银调达子 42. 银茶罗子 43.炉台银朵带 44-49.银臂钏 51. 银龟盒 52. 银莲
(此图及说明均摘自原发掘报告，本书所用法门寺地宫出土器物的名称与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