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角大赏：酌兕觥—亚洲私家重要犀角器

诗经名句“我姑酌彼兕觥，唯以不永伤。”全诗赏析

诗经名句“我姑酌彼兕觥，唯以不永伤。”出自《诗经·周南·卷耳》，意思是：让我姑且饮酒作乐吧，只有这样才不会永远伤悲。《诗经·周南·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译文：
采呀采呀采卷耳，半天不满一小筐。我啊想念心上人，菜筐弃在大路旁。
攀那高高土石山，马儿足疲神颓丧。且先斟满金壶酒，慰我离思与忧伤。
登上高高山脊梁，马儿腿软已迷茫。且先斟满大杯酒，免我心中长悲伤。
艰难攀登乱石冈，马儿累坏倒一旁，仆人精疲力又竭，无奈愁思聚心上。

作品赏析：

《卷耳》是一篇抒写怀人情感的名作。其佳妙处尤其表现在它匠心独运的篇章结构上。旧说如“后妃怀文王”、“文王怀贤”、“妻子怀念征夫”、“征夫怀念妻子”诸说，都把诗中的怀人情感解释为单向的；另外，日本的青木正儿和我国的《诗经》专家孙作云还提出过《卷耳》是由两首残简的诗合为一诗的看法。这些看法反映出对《卷耳》篇章佳妙布局认识不足的缺陷。

《卷耳》四章，第一章是以思念征夫的妇女的口吻来写的；后三章则是以思家念归的备受旅途辛劳的男子的口吻来写的。犹如一场表演着的戏剧，男女主人公各自的内心独白在同一场景同一时段中展开。诗人坚决地隐去了“女曰”、“士曰”一类的提示词，让戏剧冲突表现得更为强烈，让男女主人公“思怀”的内心感受交融合一。首章女子的独白呼唤着远行的男子，“不盈顷筐”的卷耳被弃在“周行”——通向远方的大路的一旁。顺着女子的呼唤，备受辛苦的男子满怀愁思地出现；对应着“周行”，他正行进在崔嵬的山间。一、二两章的句式结构也因此呈现着明显的对比和反差。第三章是对第二章的复沓，带有变化的复沓是《诗经》中最常见的章法结构特征，这种复沓可以想象为是一种合唱或重唱，它强有力地增加了抒情的效果，开拓补充了意境，稳定地再现了音乐的主题旋律。第四章从内容分析仍是男子口吻，但与二、三章相差很大。这类《诗经》中经常用的手法称为单行章断，比如《召南·采蘩》、《召南·行露》，《周南·葛覃》、《周南·汉广》、《周南·汝坟》等诗中都有此类手法。这类手法是合唱形式的遗存，可以想像这是幕后回荡的男声合唱。其作用是渲染烘托诗篇的气氛，增强表演的效果。

《卷耳》的语言是优美自然的。诗人能够熟练地运用当时的民谣套语。《周易·归妹三·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女承筐，无实”正与《卷耳》首句“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对应。把民谣用作套语，像一个套子一样放在诗章句首，为诗奠定韵脚、句式的基础和情感思绪的习惯性暗示，这是《诗经》的起兴手法的一例。诗人善于用实境描画来衬托情感。旅途的艰难是通过对山的险阻的描摹直接反映出来的：诗人用了“崔嵬”、“高冈”、“砠”等词语。而旅途的痛苦则是通过对马的神情的刻画间接表现出来的：诗人用了“虺隤”、“玄黄”、“瘏矣”等词语。而描摹山、刻画马都意在衬托出行者怀人思归的惆怅。“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以酒浇愁，便是正面对这种悲愁的心态提示。全诗的最后是以一种已类化的自问自答体收场的：“云何？吁矣！”它既是对前两章“不永怀”、“不永伤”的承接，也是以“吁”一字对全诗进行的总结，点名“愁”的主题，堪称诗眼。

怀人是世间永恒的情感主题，这一主题跨越了具体的人和事，它本身成了历代诗人吟咏的好题目。《卷耳》为我国诗歌长河中蔚为壮观的一支——怀人诗开了一个好头。其深远影响光泽后世。当读者吟咏徐陵《关山月》、张仲素《春归思》、杜甫《月夜》、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元好问《客意》等抒写离愁别绪、怀人思乡的诗歌名篇时，都可以回首寻味《卷耳》的意境。

拍品：4501 明犀角雕梅花簪

长14.3cm
估价 150,000-200,000
成交价 RMB 246,400

重19克

自然界中，珍禽异兽头上均有绚丽多姿的冠角，我们的祖先发现并认为这样很美，于是亦在自己头上挂饰簪钗之类的饰物。正如《后汉书•舆服志》所说：“后世圣人，见鸟兽有冠角颌胡，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簪和钗，是古人用以束发的装饰物，起初是男女通用，“男以定冠，女以绾发”，广东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绿松石簪，说明古人对簪钗的使用至少有4000多年的历史。汉族女性喜好梳辫盘结的发型，长长的头发挽在头上，用一根或几根簪钗固定，发髻的盘法和簪钗的多样性，带来多姿多彩的装饰效果，令人赏心悦目。这长长短短的簪钗，以金、银、玉、骨、木质为原料，用精细的镌刻，镶嵌各式珠宝。从皇亲贵戚到农家妇女，贵贱不等，却都拥有自己的一份簪钗，只是价值昂贵者显示了持有者的财富与身份地位罢了。

而簪钗不仅是装饰品，还与古人一生命运相连。由于古时男女皆蓄发，故必簪以系冠连发，簪亦称“笄”，据《仪礼上婚礼疏》所载：“凡笄有两种：一是安发之笄，男子妇人皆有；一是冠笄，皮弁爵弁笄，惟男子有而妇人无也。又大夫士与妻用象，天子诸侯之后夫人用玉为笄”。在我国古代，女子十五岁成年，如果许婚则要结发上笄，称为“上头”，行过“笄礼”的就是待嫁之人，因此称“及笄”；男子年二十行“冠礼”，这成年的仪式，是在头顶盘结、戴冠，冠的左右两侧预留两个小孔，用簪横穿发髻，加以固定。男子要经“冠礼”，女子经“笄礼”，方可论婚嫁，开始人生的重要转折。未成年的女子不用插簪钗，通常是将头发集束在头部的双侧，梳成树丫或兽角状。古人之所以称童年为“总角”，女孩称“丫头”，其名称就来源于幼年的发型和发饰。如今人们常用“与君偕老”来表示恩爱夫妻，白头偕老，其典故出自《诗经》：“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这“副”是盖头饰，“珈”则是指发笄下的金玉垂饰，所以君子偕老的后一句是“副笄六珈”，用以形容贵妇人盛妆的头饰。女性天生是簪钗爱好者，不论尊卑贵贱，常以“裙钗”自谓，以裙子和簪钗代表自己，《红楼梦》中的十二名女主角，世人称之为十二金钗。由此可见，古代的男男女女从童年、成年、婚嫁，到老年，各阶段的称谓与祝愿，竟然与小小的簪钗有关。一个家家都有，人人可持的发型、首饰，与中国人的生息如此紧密相关，在世界上也属少见。

此拍品以品相上好的犀角为材雕制发簪，限于材料的大小和色泽，一株上好的犀角最多只能做两枝发簪，所以在传世的犀角器中，发簪甚为珍罕。发簪琢制精美，呈梅树干形，簪首雕梅花与枝头争相开放，花蕊含蓄，树干上零星雕以瘿节数处。此簪雕工精雅细致，刀法流畅，更为难得，所雕梅花朵朵娇艳，正所谓“春落梅枝头”。古人有云梅具四德：初生蕊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此后又有另一种说法，因梅花五瓣，故又是五福的象征。

寒梅傲雪，那粉红嫩白的小花绽放于凛冽的寒冬，且冰枝嫩绿，疏影清雅，花色美秀，幽香宜人花期独早，“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故被誉为花之魁首。文人骚客独爱其姿，以它“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的崇高品格和坚贞气节，来象征高士的气节与情操。梅花斗雪吐艳，凌寒留香，铁骨冰心，高风亮节的形象，鼓励着人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地去迎接春的到来。王安石曾赋诗云：“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细观此簪，其材、其形、其工、其意，均透露出袅袅风雅之情，没有刻意的精工、没有繁杂的装饰，仅仅雕琢傲梅于质美的犀角之上，以此绾发，当是何等的风情与洒脱。若论及以花卉为题雕制发簪，此犀角梅花簪不禁使人联想到治玉大师陆子冈的玉簪作品。有史料载，陆子冈为明末的治玉圣手，一生多做牌佩发簪，单以发簪论，其作品空前绝后，千年翘楚，在许多文人笔记中都有所记载。《苏州府志》中记载：“陆子冈，碾玉录牧，造水仙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而明代著名画家徐渭在《咏水仙簪》诗中亦写道：“略有风情陈妙常，绝无烟火杜兰香。昆吾锋尽终南似，愁煞苏州陆子冈”。

无论是水仙簪，抑或梅花簪，所选花卉均是清静幽雅之物，有着高贵的品格，以此借物喻人表达佩戴者的意气。再者，以犀角为材雕制发簪损料颇大，故此物亦彰显了拥有者显赫的地位与权势。同类器于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体量略小于本品，亦雕以梅花；除此之外仅见2010年5月香港佳士得拍出一“子贞”款梅花簪，以740，000 HKD成交。纵观本犀角雕梅花簪，佳器美工，古香古色，令人想见古人所咏“斜插朱松邻一枝”的曼妙姿容。

参阅：霍满棠《中国的犀角雕刻珍赏》，页二四六。

拍品：4502 明 犀角雕灵芝如意洗

估价 1,000,000-2,000,000
成交价 RMB 1,904,000

犀角采用亚洲犀角为材，纹理细密，杯身扁浅，玲珑有致，材质上乘，随形雕刻。其色呈枣红，包浆肥厚，整器以灵芝为表现主题，雕刻灵芝形杯身，将杯内壁雕作灵芝状，外壁雕刻多枝灵芝相互迭压。灵芝，又称灵芝草、神芝、芝草、仙草、瑞草，在历史文化中有重要地位，是圣洁、美好的象征。根据我国第一部药物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灵芝有紫、赤、青、黄、白、黑六种，性味甘平。其原产于亚洲东部，中国古代认为灵芝具有长生不老、起死回生的功效，故被视为仙草，主要分布在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灵芝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张衡的《西京赋》一文中：“浸石菌于重涯，濯灵芝以朱柯”。

灵芝作为祥瑞的象征，不仅多作为吉祥纹饰出现在各类器物之上，亦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歌咏对象，楚国大诗人屈原的《九歌·山鬼》中，就有“采三秀兮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之句，其中“三秀”即为灵芝。三国曹植的《灵芝篇》，即是一首著名的燕乐曲，曰：“灵芝生天地，朱草被洛滨，荣华相晃耀，光彩晔若神”；而在他的名篇《洛神赋》中，又用“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来描写神女采撷灵芝时安详而闲适的神态，以及诗人钟情于神女而激动不安的心情。

众所周知犀角具有凉血解毒之功效，雕作杯器不仅具有美学价值，又带有医药之用，使用者希冀通过使用犀角杯而达到延年益寿之意愿。而灵芝既然被称作仙草，则源于它的医药价值，自汉代以来，服食灵芝追求长生的思想，在汉乐府诗中已得到反映，如《长歌行》有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又黑，延年寿命长”。魏晋六朝许多著名诗人，如曹植、张华、郭璞、沉约、江淹、陶宏景等，还留下不少游仙诗。如曹植《平陵东》：“阊阖开，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飞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灵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这种骑龙驾鹤、游历仙山、采集灵芝、以求长生的诗，在魏晋六朝已形成一代诗风，直到唐宋以后，在李白、苏轼的诗中，仍可见其余韵。

然，灵芝在神话传说中的形象，更侧重其“福寿”之意，于纹饰雕琢则表现为灵芝如意，寓意美好。汉代班固的《汉武帝内传》是六朝人伪托，着重写汉武帝与西王母故事，也谈到西王母居住的昆仑山上种有芝田。这是有关灵芝神话传说的又一个系统。由此派生出另一个神话故事：旧俗三月三日为西王母寿诞，每到这一天，仙女麻姑都要到绛珠河畔采集灵芝，酿酒为王母祝寿，这段故事已成为河北杨柳青民间年画“麻姑献寿图”的主题。

此犀角杯雕以层层灵芝，众多灵芝叠压相簇，此纹饰亦可称作“九如”。九如：语出《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天保》：“天保定尔，亦孔之固……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本为祝颂人君之语，后推而广之，泛指为祝寿之辞。全杯布局舒密有致，雕刻技法娴熟，刀锋犀利，打磨精致，且保存完好，十分少见，把玩于手，颇具韵味。

参阅：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故宫竹木牙角器全集》4，页一八八、页二二三。

重154.1克

拍品：4503 明末清初（17世纪） 顾季玉制犀角荷塘水盂

估价 500,000-800,000  成交价 RMB 806,400

长4.5cm

“季玉”款

此件犀角制品小巧而雅致，水盂又被称作除笔、墨、纸、砚之外的文房“第五宝”，因其最能体现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故在文玩类的工艺品中，属于品位较高的藏品。水盂，又称水丞、砚滴，在古代则直呼为“水注”，其主要作用是为了给砚池添水，最早出现在秦汉。水盂的形制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但以随形、象形居多，另一些则是圆形的，或扁圆、或立圆；而从材质及装饰来说，它的用料和图纹亦非常丰富。上海陈玉堂老先生就对水盂十分偏爱，曾在香港发表的《藏盂小志》中写道：“试叩问之，若无盂盛以水，岂能染墨濡笔，挥毫于缣素耶？”，陈老还戏言道：“砚为石，石可炼金银，故砚为‘金’；纸以草木为原料，可属‘木’；墨乃松烟熏制，属于‘火’；笔之毫来自羊兔鼠狼，此畜皆以土安身，故属‘土’。唯‘四宝’缺水，若以盂为‘水’，岂不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陈老先生所谓的“五行”论，并非一定要如此牵强附会，不过是表达了他对水盂特别钟爱，可见此小小文具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而水盂除实用意义外，更多的是带有观赏陈设。它被供置于书斋的案几之上，与砚田相伴，与文人相对。因此，它必须符合主人的情趣，方可入选，包括其材质、工艺、造型、纹饰、画意等等，否则就难以厕身其列了。此拍品以希珍的犀角为材雕琢而成，实为少见，器呈深棕色，为亚洲犀牛角制成，外壁以水莲、菱角等荷塘景物为题材，将一只小犀角刻成上兜的荷叶形。水盂内底里圆阔，阴刻莲叶脉络，分布舒展自然，直至口沿处，器口随荷叶的叶边自然外翻；外壁纹饰较为繁复，叶脉隐起以阳线雕琢，浮雕一根主茎盘旋向器底，盘绕成圈作为足以稳固整器，构思巧妙颇为精彩；荷叶之上间饰菱角、荷花，又琢一长钳大虾蹦跳于其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生机盎然之态跃于眼帘。此杯构思巧妙，设计独到，纹饰情趣盎然，雕刻精致细腻，为清宫中犀角雕刻的小巧之作。

此犀角荷塘水盂外壁一隅书有“季玉”二字款并“顾”字方朱印。犀角琢制器大多无款识，目前以知署有款识的有：鲍天成或天成，柏和，伯弘，伯邓铭，伯雅，长至前，陈贤，敦复堂，方弘斋，合卿，和愚，胡见中，胡思生，胡星岳，胡允中，姜吕尚，蒋仁锡，季玉，李樵，李中甫，林弟，六顺堂，刘司农，秘阁珍藏，冗清楼藏，瑞之，商铭，觞云堂，盛辅功，兔床，兴城，燕喜堂，尤侃直生或直生，友沫望，尤以良，尤雨源（尤通），袁尚卿或尚卿，周文枢，子京（项元汴）等，因存世量稀少、年代久远，这些署有款识的成器，流传至今都成身价百倍的珍宝，署有作者款识的更是珍稀、难得。查阅相关史料，有关顾季玉的著录颇为难寻，目前所知署有季玉款识的犀角制品有哈佛大学博物馆1950年收藏的一件犀角杯，其亦雕琢成小莲叶杯，与此拍品颇为形似，落“顾氏，季玉”款，并刻“壬申孟春仿汉玉式”。查阅可知，壬申为公元1632年、1692年和1752年，细观此拍品，从其雕刻手法及纹饰风格看，同清早期竹刻大师顾宗玉颇为接近。顾宗玉，名顾钰，史载其每刻一竹器要花两年之久，可见其雕刻之细腻、复杂，而此犀角水盂体量虽小，却工艺精美细腻，因而推断季玉与宗玉或有关联。除哈佛大学的藏品之外，中国嘉德2009年秋季拍卖会曾以1,344,000RMB成交一件季玉款犀角雕九龙杯，其雕刻刀法雄健，气势非凡，表面包浆莹润，展现出与此荷塘情趣犀角雕水盂相异之美，可观艺匠顾季玉的不同个人风格。

“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水盂从养生之道来说，可息心养性；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其亦可助文思，“几案之珍，得以赏心而悦目”；究其深层意味，更有一些是被用来做为精神寄托，称其为丞兄或丞友。古人云：“笔砚精良，人生一乐”，因此水盂等文玩不仅成了文人雅士追求悠闲优雅生活的一种表征，而且更是一个包罗万象，内涵丰富的收藏天地，同时也是投资收藏的长生不衰的一大亮点。犀角雕荷塘水盂的美不仅在其包浆莹润的材质，亦或停留在它小中见巧、玲珑精美的雕工纹饰，此物之大美是为其意蕴内涵的清雅之姿、闲趣之情，把玩掌中，畅悠心怀。

参阅：霍满棠《中国的犀角雕刻珍赏》，页九九、页一六五。

拍品：4504 明中期 犀角雕秋葵螭龙杯

估价 1,200,000-2,200,000
成交价 RMB 1,904,000
长11.7cm

清乾隆时期大学士于敏中曾赋诗云：“秋葵映日质业业，态转回廊胜紫红。清影托烟描浅淡，娇容带月见玲珑。嫩黄有艳常含露，暗绿无痕漫舞风。妇待凤仙花正放，诗人赏趣更无穷”。角杯取盛开的玉兰花之形，将敞阔的杯口做成朵瓣开放的大玉兰花，花分五瓣，柔嫩而舒展；内心花梗附连，更趋于自然。杯外壁采用镂雕和浮雕法琢制，镂空的主干盘结成底，侧面升起与攀爬的螭龙合成为柄，螭龙扒住杯口，探身内望。一朵开放的秋葵花构成杯的主体，口沿雕作花瓣相叠状，刻画生动细致，花瓣侧边微翘，相互区隔，至内壁渐变浅，汇聚于内底，中有花蕊，柔美可爱。杯外壁四周采用浮雕、镂空雕技法刻画秋葵枝叶、花蕾和子房等，错落而生，纯朴而清新。明代初期，由于文玩清供的兴起，带动了一些文人参与金石、竹木、犀角、象牙的雕刻；同时在古代，中国人历来视犀角为宝，根据犀角天然特征进行各种图文雕刻已成时尚，因此，犀角陈设品备受喜爱。

秋葵，花开初秋之时，其色鹅黄，薄如霓裳，妍丽无匹，然芬芳易逝，有朝开暮谢之说，故惹得历代文人心生怜惜，百般痴爱，遍植屋庐之旁，以获观赏之美，宋人喻良能就有“栋梁酣夕照，雉堞蔓秋葵”之句。传世稀罕的宋画当中不乏以秋葵为题，可见众人对此钟情之深。陈师道赋诗一首《秋葵》云：“炎艳秋来故改妆，薄罗闲淡试鹅黄。倾城别有檀心在，依倚西风送残阳”，更以凄美动人传流千古。明成化皇帝更是以其脱俗超轶的高雅艺术品味，将其移绘御瓷之上，为后世无比推崇的成窑逸品平添一份诗意的柔美。

此杯整体角质润泽、色调明快，包浆浑厚沉着，刀工简练娴熟，展现出秋葵花绽放并在秋风中摇曳的曼妙身姿；为我们定格了如此精彩的动感瞬间，使得明代较为流行的“常规题材”变得具有了迷人的艺术张力。秋葵叶片强力张扬的边缘，恰好与圆柔的花瓣相互映衬。雕刻刀法犀利简洁，花朵与枝叶跌宕起伏，层次分明，所表现出的韵律使这件作品具备了独特的个性。简洁、富有多角度弧面的外表特征是明代犀角雕刻最重要的特征。

这件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多具夸张之势，然而再细细品味它的造型时，仍能看到秋葵花应有的结构与其于秋风中姿态的细腻表达。这是雕刻者将艺术夸张与真实生态巧妙结合起来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也说明了这件作品所具有的原创性色彩。而从艺术角度来讲，艺术作品的原创性为艺术生命力的最重要来源。简约且颇具张力的表现中不失柔美，柔软的花瓣、精巧的花蕊、粗犷的苞蕾皆源于自然生态，这就是原创的魅力。整器造型小巧，刻工精细，角质莹润，是为杰作，且借秋葵之雅、玉兰之香，加以雕作，沁人心脾，捉摸意趣。而杯壁所饰螭龙与秋葵缠绕叠加，却又层次清晰，整体连成一气，又互有动静，充分彰显犀角特有的造型魅力，和工匠的匠心独具。

参阅：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故宫竹木牙角器全集》4，页二四○。

重141.6克

保利5周年秋季拍卖会
中国古董珍玩
酌兕觥（sì gōng）— 亚洲私家重要犀角器收藏

「南方之美」，「犀出九德」“美”与“德”的交融——浅谈古代犀角器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诗经•国风•周南•卷耳》

考古发掘证实，远在新石器时代兽角制成的器具就与石器、木器、陶器共享，而殷周时期先民就有用犀角制觥的历史。古有“兕觥，以兕角为主，容五升”之说，“兕”，汉语词典解释为“雌的犀牛”，“觥”解释为“古代用角做的酒器”。从这一文献记载中，我们可知兕觥最初是犀角做成的。先秦文献多有谈及“兕觥”，据《诗经•卷耳释义》解释，兕觥是罚酒器，即今日所说的犀角杯。引《诗经》为例，就有三处涉及犀角杯，如“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经•豳风•七月》）。唐宋两代，就在犀牛因过度捕猎而几近绝迹的时代，其却逐渐被人神化，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诗句云：“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犀牛便有了“灵犀”的美称；宋代时，不少生活用具上雕镂以犀牛的形象，譬如“犀牛望月镜”之类便是。甚至有人以“犀兕”作为别号，如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其人文武兼秉，自和尚义端称之“青兕”再世，便遂以“青兕”为号。

尽管犀角制品的使用历史悠久，但随着犀角资源的稀缺，它的使用权一直被皇戚贵族所控制，早在商周、两汉时期，犀角就已是进贡皇帝的宝物，明朝更是将其列入珍宝类艺术品，甚至被统治者用作等级制度的象征，与聚宝盆一道成为宫廷中珍贵的文玩雅赏，世代相传。同时，犀角之形象亦颇为多见，如道家“八宝”之中便有犀角，与火珠、铜钱、方胜、艾叶、银锭、珊瑚、书卷组合成吉祥图纹，用于工艺品装饰。犀角之所以珍贵，一是物以稀为贵，犀角比象牙更为难得；二是犀角可以入药，犀角的医药价值历来被列为名贵药物物种之一。早在中国商代，犀牛即已受到重视，被视为“国之宝”，而犀角则称为“物之珍”，与夜光璧、明月珠以及金银奇宝相提并论。《韩诗外传》一书中曾记有：“太公使南宫适至义渠，得骇鸡犀以献纣”，《战国策•楚策》和《汉书》中也均有关于犀角的记载。

从最初被用作生活器皿发展到今天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功能，犀角雕已经跳出了一般收藏品的价值窠臼，使自身具有了不平凡的收藏价值，这种价值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材质的特殊性决定犀角雕存世量有限，且十分珍贵；其次，犀角器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而且在雕刻工艺上，时代不同，雕刻的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最后，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十分突出，犀角雕外表图案的多样性和风格的变化展现出浓郁的时代风情、记录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拍品：4505 清初 犀角雕梅桩杯

估价 1,500,000-2,000,000
成交价 RMB 2,688,000
长16.2cm

梅花，香色俱佳，独步早春，具有不畏严寒的坚强性格和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因而历来为诗人们所吟咏、歌颂。林和靖作《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梅，亦是古之梅、兰、竹、菊四品清物“四君子”之一，是古代文人从物与环境的结合中提炼出的具有特别的精神象征的意象。同时，梅似乎又具全了其它三“君子”的特征：如竹般清瘦，如松般多姿，亦如兰而有芳香。其香韵一向为人们所倾倒，它浓而不艳、冷而不淡，那疏影横斜的风韵和清雅宜人的幽香，是其它花卉不能相比的。然而，更为可贵的，还是梅花的精神：它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傲雪凌霜、独步早春的精神，被人们誉为中华民族之魂。

本拍品取上好亚洲犀角为材精雕而成，挖膛琢刻打磨作杯，以一截健硕的梅桩为主体，器身遍雕曲折自如的枝干和梅花，部分梅花更延伸入杯内，刀法雄健豪放。杯口沿向外翻展，内膛紧瘦，古朴文雅。外壁通体均以梅花、梅枝作饰，错落纷华，绽放芬芳。朵朵寒梅，内外交绕，伸展自然。“朔风吹倒人，古木硬如铁；一花天下春，江山万里雪”，此犀角以梅为主题，遵循古人意趣，释放梅花精神。于淡雅中寓意，于简约中传神，在以精细繁缛的犀角雕刻艺术主流中，犹如阳春白雪，别具幽淡的韵味。

纵观此器，其刀法细腻如丝，神形兼备，杯体呈棕红色，敞口，杯外采用镂空雕、浮雕技术刻折枝梅花，梅枝雕以杯侧，巧妙成为杯柄，颇具匠心，其主干苍劲粗壮，细枝旁逸斜出，工艺之巧，配合之妙，令人叹服。弯虬伸展的枝干间簇簇腊梅或含苞欲放、或争相绽放，花之娇蕊、朵之五瓣，均由艺匠精心琢刻，颇具古韵，细美却非匠气。高洁脱俗的梅花题材在宋代即有“宫梅”与“野梅”之分。宋徽宗时宫廷画院中流行画娇嫩设色的“宫梅”，文人画家扬补之则画老干横斜的墨梅。相传扬式墨梅进呈给宋徽宗看后，被宋徽宗讥讽为“村梅”、“野梅”，扬补之索性以“奉敕村梅”自命清高。此角杯采用镂雕、浮雕等技法雕琢，虽琢以“宫梅”之形，但整观其布局营造之法，实则抒发“野梅”之意趣，精湛其工，豪放其志，而造型又颇具古朴简约之风，乃为融合变异而成，故于此杯之上亦可见中国古代文化之博大与交融。

此角杯色出天然，风格造型虽豪迈，然刻工流畅，枝杆层次鲜明，交代清晰。艺匠根据原角的不同部位质地、色彩、凹凸之区别，雕出虬曲苍老之梅桩；晶莹圆润之梅花；以及在风霜中摧朽枯折后留下的自然凹凸的枝干痕迹。粗看似不经意，实则最具匠心，此杯的设计构思则展现了清初高度的文人品位，远非后世雕品浮躁繁琐的匠气之感。其以恰到好处的人工，对炫技的克制，而让犀角天然之美的本质闪光，可谓“看之容易做之难”，此杯可谓料精工美之器，堪称犀角杯中的逸品之作。其已不仅是工艺大师手中雕刻出的艺术灵感，而更是充满了一种艺术在时代历程中的深刻烙印。

参阅：霍满棠《中国犀角雕刻珍赏》，页一六三。

重279.8克

参考：拍品：4506 清早期 犀角雕松树杯

尺寸 长16cm
估价 1,200,000-1,800,000
成交价 RMB 2,520,000

拍品以整材亚洲犀雕制而成，体量颇巨，色呈深褐，杯口圆敞，小平底。雕松树为鋬，过枝蔓伸至杯口，十分巧妙；杯体以苍松劲柏为主纹饰，将劲挺生长的松柏之姿以刀代笔刻画在犀角的外壁上，并结合犀角本身具有的自然天沟地岗，巧妙地镂雕出一株古松作为杯柄，又用地岗凸起的部位浮雕松树之枝叶，松叶平展如轮。整器造型端庄浑朴，纹饰简洁，包浆亮丽，通景式的布局使景物如画，韵致浓厚。画面的景物分布合理，雕刻技法精湛，刀法犀利，工艺卓绝，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松柏的苍翠之感，堪为犀角雕刻之精品，著名收藏家仇大雄先生亦藏有一件相似的十七世纪犀角雕苍松杯，略小于本品。纽约佳士得2010年03月25日的拍卖中亦有一件清代的犀角雕松石纹杯。

“迎寒冒暑立山冈，四季葱茏傲碧苍。漫道无华争俏丽，长青更胜一时芳”。松柏之于文人逸士而言，象征着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唐代诗仙李白亦赋诗赞美苍松之韵、翠柏之姿，“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愿君子长松，慎勿作桃李”，“为草当作兰，为本当作松。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松枝傲骨峥嵘，柏树庄重肃穆，且四季长青，历严冬而不衰。故《论语·子罕》中赞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且松与竹、梅一起，素有“岁寒三友”之称。古代文学作品中多有歌赋赞美松柏的诗句，如刘禹锡云 ：“后来富贵以凋谢，岁寒松柏犹依然”，李山浦的“孤标百尺雪中现，长啸一声风里闻。桃李谤他真是佞，藤萝攀尔亦非群”。

此件雕琢并无人物鸟兽，而独以透雕、浮雕等技法成就于此，琢瘿瘤、苍松自然布于器表，似融万灵于天地间，令观者独享矣。物我交融，天人合一，寄情于此，感悟其中，此乃中国文人寄托山水、领悟世事的独有境界。此杯以截古劲而布有瘿节的松杆为杯的主体图案，曲折苍劲的松杆，松花，瘿节，均匀的分布在器身，并伸展制杯内。犀角颜色古朴，胞浆自然，与十七世纪的竹刻杯风格近似，反映出当代文人爱好松树长青不屈于风霜的高尚品格，正应了“风吹雨打永无凋，雪压霜欺不折腰。拔地苍龙诚大器，路人敢笑未凌霄？”之诗句。此犀角杯整器造型古朴，刻工于浑朴中见精巧，刀法细腻流畅，纹饰自然生动，体现出松树的挺拔直立与苍劲孤傲的品格，可谓犀角雕树根杯中的孤品绝作。

参阅：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故宫竹木牙角器全集》4，页二一三；霍满棠《中国的犀角雕刻珍赏》，页一七一。
重264.5克

参考：4507 明 犀角雕菊花秋虫杯

估价 1,000,000-1,800,000 成交价 RMB 2,072,000
长14.8cm

角杯取上好犀角为材整挖雕琢而成，选材精良，用料颇丰，其依据犀角的基本形态，随形以浮雕和镂雕技法雕琢春秋繁华图于器表之上。杯一侧镂雕菊花主干作柄，花与叶探入内沿，洒满一杯清香。器腹与主干旁菊花绽开，蓓蕾待放。一枝牡丹穿过杯底，越向另一侧，底由牡丹叶刻就，腹部一朵牡丹盛开，四、五朵蓓蕾淡贮幽香，一只蝈蝈栖于硕大的牡丹叶上，似在低低鸣叫，整个画面充满了无限生机，技艺十分高超。牡丹在宋代即被称为“富贵之花”，寓“繁荣富贵”之意，象征着盎然的春；而菊花象征着丰硕的秋，两花相合则寓意为“春秋繁华”。艺匠表现了花卉开放的瞬间，正面、背面、侧面均极为写实生动，花朵上纤细的花杆亦生动得体，每一朵花都充满了生机，抑开抑合之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赞叹。中国古代艺术品中自古就有“好料需好工配”的基本原则，此件犀角杯将其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犀角制作杯盏并上升到艺术领域，在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达到最为兴盛的阶段。当时，由于中国与南亚、非洲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犀角自远方输进，流入中国达官显贵的生活之中。犀角与竹、木、金、玉雕刻艺术同为艺林珍品，而文人饮酒作乐，把玩犀角制成的杯盏，成为十分惬意且文雅高尚之为。文人骚客挥笔作画，将花草鱼虫、传说典故雕刻于犀角制成的杯、爵、壶等酒器，其玲珑细致，精美绝伦。藉观赏此拍品便可感受而知，浓浓的意趣萦绕于胸，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芙蓉秋虫纹杯，娇花与秋虫相伴，与本拍品逸趣相近。

本拍品角质细润，近似枣红色泽，明显是经过染色，这是明代犀角雕中常见的特征。为了追求稳重、古朴的风格和富有内涵的性调，明代晚期许多犀角杯都采用天然染料进行染色。当然这一工艺程序与现在所说的染色做旧无关，不会因为染色影响到本身的品质，只是体现出当时人们对深沉、厚重、高古的追求。细细品玩此杯，其色泽深沉，包浆温润，构图简洁明了，雕琢精细，线条圆润流畅，雕叶片，寥寥数刀筋脉凸显，雕花瓣，重叠细密，立体感自彰，阴线、阳线、浮雕、镂雕并施，繁简结合，疏朗有致，集多种技法于一体，刀法娴熟，工艺高超，将犀角原始材料发挥到极至，渗透出十八世纪雕琢艺术之特色。

参阅：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故宫竹木牙角器全集》4，页一九二。

重316.3克

犀角作为杯盏用器并上升到艺术领域，其最为兴盛的阶段，是在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这一时期由于工艺美术突飞猛进的发展，雕刻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皇宫贵族不仅要拥有高雅的瓷杯，精美的玉杯、玛瑙杯等，还别出心裁，将精湛的雕刻艺术扩展到犀角的材质中来。彼时中国与南亚、非洲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犀角不断自远方输进，这使得犀角雕刻艺术与竹、木、金、玉的雕刻艺术同为艺林珍赏之品。同时，犀角的雕刻能手也跻身于雕刻艺林，由于没有文献能提供这些艺匠的详尽资料，目前仅能依据传世的犀角器管窥一二。现知刻工精湛且署有款识的有：鲍天成、濮仲谦、尤侃、文枢、盛辅功、商铭、胡星岳、季玉、自贞、蒋烈卿、方弘斋、朱宏晋等，他们都是身兼多技的著名雕刻家。且其中大多能用犀角、象牙、各种硬木、香料等材料雕刻各种奇巧精美的杯、盒、扇坠及发簪、印章之类，工细绝伦，在江南很负盛名。本场拍卖中即汇集了鲍天成、盛辅功、文枢、胡星岳、顾季玉等诸位大师之作。

由于中国本土犀牛于公元前500年就已绝迹，唐、宋、元朝以及明代永乐、宣德以前的犀角雕所使用的材料，基本都是来自外邦的贡品。直至郑和下西洋，中国的航海技术发达以后，犀角数量才通过交换贸易逐渐增加。有了较为丰富的物料，犀角雕刻也在明万历以后，才逐渐走出了皇室专享的局面，而成为文人雅士融合竹、木、牙雕创作技法的文房清玩。它代表了当时的时代风尚，不仅是王族的清供珍玩，也是文房陈设、把盏会友的席上珍赏。传世犀角大多产自非洲、印度、爪哇和马来半岛，进口后交由巧加工，并进献豪门贵胄，是极其异域风情的礼品。如今，传世犀角雕极为稀缺，据犀角藏家霍满棠先生估计总数不超过4000件，因此上品犀角益发炙手可热。

在中国内地收藏有犀角雕刻艺术品的博物馆，寥寥可数。北京故宫博物院原有几十个犀角雕，后来香港收藏家叶仪医生又捐给北京故宫一批自己的珍藏，所以现在北京故宫的犀角雕应该有120件左右。地方博物馆中，上海博物馆也有数十件，南京博物馆有4件，沈阳博物馆有2件，其它大部分内地的博物馆都没有。而台北故宫亦只有4件雕刻完好的犀角，另有36件是当年从北京故宫带走的犀角原材料，连未雕刻的原料也一并被带走，可见犀角之弥足珍贵。

与国内相较，欧美国家收藏的犀牛角雕刻较多，主要原因是17、18世纪时，欧洲人来中国通商，采购瓷器和茶叶之余也购入了犀角雕。有些收藏家的后裔，把先人的艺术收藏捐献给博物馆，所以欧洲除了皇室贵族有收藏犀角雕的记载外，很多著名的博物馆也有陈列展览犀角艺术品。近年出现在各地拍卖场的犀角雕，大部分都是来自欧美的旧藏，因有些规模较小的博物馆经费不足，或有其它特殊因素，而把部分藏品拍卖。现在，仍有一些犀角雕刻艺术品藏于欧美各地博物馆，其中爱尔兰国立博物馆藏有Chester Beatty的一批著名犀雕，约有160多件，数量居全球之冠；英国大英博物馆约6件；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约20件；英国Durham大学东方艺术馆约20件；荷兰鹿特丹博物馆约35件。目前美国的哈佛大学博物馆有60多件，芝加哥艺术研究院（Chicago Art Institute）和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Chicago Natural History Museum）以及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也有一定的藏品数量。亚洲地区，香港艺术馆有数件，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院亦有少量藏品。

私人收藏家中，有在巴西生活的德国人阿诺德•安霍（Arnold Arnhold），以及著名的老牌华裔古董商仇炎之先生之子仇大雄（Frank Chow），巴黎的Gerard Levy先生，香港的刘木兰女士、医药世家的霍满棠先生等，均有不小的犀角雕收藏。

参考：4508 清乾隆 犀角雕瘿木杯

估价 2,500,000-3,500,000
成交价 RMB 4,312,000
尺寸 长16cm

此杯以亚洲犀角为材，器硕大，敞口，杯口大致呈椭圆形，包浆古雅亮丽，外壁采用浮雕技法雕琢出形象逼真的树干树瘤，充满生机，雕工精良。艺匠巧妙利用犀角表面的凹凸不平，雕琢出苍劲古健的老树树根，以地岗凸起处浮雕一棵松树，直挺至杯口，并延展伸入内壁，活似抽象的龙纹。树杆表面如鱼鳞般的树皮栩栩如生，内壁深挖，平整而光素，外壁满布大小不一样的瘿瘤根结，交错相应之间均妥帖连接，深浅的色泽差异形成斑驳陆离的感觉，表面肌理的重重叠叠的变化使之在粗犷浑朴中显示精致，可谓匠心独运，鬼斧神工。

瘿木亦称影木，“影木”之名系指木质纹理特征，并不专指某一种木材。据现在北京匠师们讲，有楠木影（或作瘿）、桦木影、花梨木影、榆木影等。《博物要览》中介绍花梨木产品时提到：“亦有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者，名花梨影木焉”。树根上的瘿瘤本是树病，古人以其千姿百态的肌理变化为题材，将其复制在材质贵珍的犀角上，从传世收藏记录及拍卖记录看，极为少见，仅香港佳士得和北京翰海曾经有过两件拍卖，可谓寥若晨星。而这两件加上《中国犀角雕刻珍赏》中着录的三件树根杯（图108-110）均以小型的爪哇犀为材，因其料型本身的短矮局限，故均制成广口横置的造形，且重量一般不超过二百五十克，而独见此件犀角雕树根杯以高大的印度犀角为料，重达三百多克，竖置而作挺直的造型，更体现出松树的挺拔直立与苍劲孤傲的品格，可谓犀角雕树根杯中的孤品绝作。

细观此杯器表，于布满瘿瘤的树皮之中雕有“乾清宫”三字款。“乾清宫”三字以小篆为之，阳文琢于一飘舞的树叶之上，叶片翻转自然，所刻三字随意分布丝毫不见刻板之处。以此为款实为巧妙，在密布凹凸不平的回圈纹瘿瘤树根犀角杯上，若不留心细细查看，实在是难以发现。乾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在紫禁城中居住和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是后三宫之首，位于乾清门内。“乾”是“天”的意思，“清”则是“透彻”的意思，一是象征透彻的天空，不浑不浊，象征国家安定；二是象征皇帝的所作所为象清澈的天空一样坦荡，没有干任何见不得人的事。乾隆中期，清帝国各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时期的艺术品不仅生产量大，而且乾隆皇帝对历朝存下来的各式各样的珍品进行分类，还亲自指导定名、配座、装匣、评列等级，绝大部分珍藏于干清宫端凝殿与养心殿，少数陈设在圆明园等处。此杯以名贵之犀角，用多种技法琢制而成，尤以罕见的树根为单纯的表现主题，赋予了此杯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展现了清乾隆时期角雕艺匠高超的工艺手法，观其犀利老辣的刀功，确为难得的佳品，保存至今实属难得。

参阅：霍满棠《中国犀角雕刻珍赏》，页一六○。

重375.7克

参考：4509 明 犀角雕瘿木纹葫芦蕉扇杯

估价 1,000,000-1,500,000 成交价 RMB 3,248,000
尺寸 长16.4cm

此杯广口，细腰，敛底，口沿略近椭圆，并不规则，流部稍抬高，整体造型及装饰如截断的老树桩。口内一周磨平，至与流相对的尾部则阳起成凸棱线，杯外壁似树干皮层，以浅浮雕为主要技法刻划瘿瘤的罅隙瘢痕为装饰，颇为独特。角杯一侧枯枝缠绕，自底足攀附至口沿，并蔓入内壁，以此为鋬甚是有趣，而布满涡旋的器表之上浮雕密集的大小瘿瘤，重重叠叠，相互交错，富有图案化的装饰效果。瘿瘤本是树病，但在我国古代却因其千姿百态的花纹与肌理而备受重视，瘿木雕刻甚至成为木雕中独立的品种。而以树瘿作为装饰题材在犀角雕刻中也有所体现，这件瘿瘤纹杯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件。

而本器纹饰最为殊特之处在于其颇具仙意。枯枝缠绕的杯柄一隅有一仙家葫芦悬挂其上，旁边又置一蕉扇，似漂浮于空中，二者刻于瘿木痼结的角杯外壁之上，带有千年福禄的吉祥寓意。又知葫芦、蕉扇不仅自身蕴含独特的文化意义，且均为道教八仙法器，使角杯添以一层宗教的神秘色彩。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故其历来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明建国后道教成为朝廷确定的官方宗教，并得到长足发展，这与明代统治者的崇道等政治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明代道教的发展与政治密切结合，继而漫及到艺术领域，对宫廷及民间的工艺品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无论样式、选材、雕工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纽约黄蕙英女士藏有一件十七世纪犀角雕品，杯表雕以布满木纹的古树干，其上一侧悬挂一葫芦和一把拂尘，与本拍品题材相似，颇具意趣。

葫芦，体现了天圆地方的理念，其在道家文化中被暗指“朴”，而葫芦恰好象征着这种思想。老子云：“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朴”的原形是匏，即葫芦，为西南少数民族的崇拜物和巫术法具，被视为“祖灵”或图腾，具有无限的创生与辟恶功能。古代的葫芦用处很多很大，可做法器、可盛丹药、酒、水、可做瓢舀水、舀米面，还可入药，道士有一种道冠就是带把葫芦盖，寓意自己能象葫芦一样无所不能。而道教八仙中最为出名的便是铁拐李，常背一葫芦，即其法器，据说里面装有仙药，降到人间时，专门用来治病救人。于道教经典及相关画作上可知，其人物多手持蕉扇，典型如汉钟离，蕉扇即是其法器，多描述其权逭双髽髻以传道，手摇蕉扇，袒露大肚，一派散仙之风，可见蕉扇之用可突显道家方士的仙风道骨之姿、肆意洒脱之神。同类相似题材犀角制品，可见香港佳士得2008年春季拍卖会“松竹堂珍藏——重要犀角雕刻收藏品”专场，其中有一件明末犀角镂雕木瘿纹暗八仙杯，以3，007，500 HKD成交。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教从“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出发。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存是休戚相关的，要求人类必须认识自然、顺应自然，一切按自然规律行事。本拍品整器雕琢纹饰丰富，所琢木纹细如发丝，工艺高超；其刀锋快利，显露锋芒，颇具明代中期犀角雕刻之特点。明代中叶，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上层社会追求享乐，使用犀角制品便成为一种时尚，故犀角作品较之前各代开始增多，艺术风格也逐渐向着纤巧细腻、刀工快利、布局繁缛的方向发展，从本品即可见出彼时巧匠治犀工艺的逐渐成熟，是一件难得的精品。且此杯殊特之处在于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将宗教思想融入艺术之中，浓浓的时代特色蕴于整器，令人爱不释手。

重261克

参考： 4510 宋 犀角雕牛首杯

估价 600,000-800,000 成交价 RMB 2,240,000
尺寸 长8cm

带象牙座

参考历代文化遗存，有着诸多关于“犀杯”、“犀角杯”的发现，其曾长期作为应用颇为广泛的饮器，这一现象很可能与古人相信犀角可以验毒、辟毒的意识有关。本件拍品造型殊特，雕作牛首之形，仅可横置不可直立，若倾酒入器，以其敬酒，必一饮而尽方可放下，与“奈何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奈何杯”因无法平放，必须尽饮，故而得名，制器如此可见古人之逸趣风尚。而犀角杯不仅在我国收到皇宫显贵乃至民间世人的喜爱，其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亦在日本、韩国等地发现相关的出土器物，证实了犀角器的传播之广、推崇程度之高。且值得注意的是，雕作兽首的杯器绝非鲜见，陕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就曾出土一件玛瑙兽首杯，其面部似牛，而头部则有两八弯曲的羚羊角，此器受到了考古学界等各方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查阅古今图书著录，早在汉唐时期就已有兽首杯，如《宣和博古图》卷六中所见的“汉犀首杯”。彼时中西交流频繁，使希腊人称之为“来通”（Rtyton）的饮器流入我国，经过不断地“转化”成为今之所见的兽首杯。而此件拍品造型殊特，尺量小巧，以牛首雕作杯体，内膛打洼规整，琢磨平润；牛首鼻端镂空可穿绳于此，浮雕双角竖于耳后，额首突出，双目以阴线为之，其面部装饰绳纹，简约而朴拙。角杯造型的塑造虽简，却颇见功力，流畅圆润的线条将耕牛憨厚朴实之态刻画得淋漓尽致，简中见巧，把玩于手甚是可爱。

对牛的赞美可谓数不胜收，它代表着吃苦耐劳、坚定不移、勤恳踏实、脚踏实地、温驯贤良的精神。牛在中西方文化中均是勃勃生命力的象征，被世人所喜爱，古今中外的艺术品中多有以其为表现主题的创作。在西方文化中，它是财富与力量的象征，此源于古埃及，依《圣经·出埃及记》中的记载，以色列人由于从埃及出奔不久，尚未摆脱从埃及耳濡目染的习俗，就利用黄金打造了金牛犊，当作耶和华上帝的形象来膜拜。而牛在中国文化中则是勤力的象征，古代就有利用牛拉动耕犁以整地的应用，后来人们知道牛的力气巨大，开始有各种不同的应用，从农耕、交通甚至军事都广泛运用，如战国时代的齐国还使用火牛阵，三国时代蜀伐魏的栈道运输也曾用到牛，可见其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以犀牛角雕作牛首状，其间的微妙内涵值得探究；而牛鼻处的镂空，则可能是彼时用于穿绳之后拴挂于腰间，行旅之时便可盛水或酒。此类兽首形犀角杯除此拍品外，见诸著录者有三：英国水松石山房藏的鹿首杯、巴西收藏家Gerard Arnhold所藏牛首杯，及旧金山亚洲美术馆Avery Brundage收藏的牛首杯。这些犀角杯尺量均十分小巧，长约10 cm左右，面部雕作简练圆润，适于携带而不会刮蹭他物，是实用器与观赏器的完美结合，独具收藏及研究价值。
参阅：Jan Chapman，The Art of Rhinoceros Horn Carving in China （《中国的犀牛角雕刻艺术》），页七七。

重62.8克

参考： 4511 明 盛辅功作犀角盘螭三足爵杯

估价 1,200,000-1,800,000 成交价 RMB 2,072,000
尺寸 高13cm

来源：美国藏家旧藏。

犀角古称兕觥，向为珍宝，明中叶海上贸易发达后，始有较多角材流入中国。彼时高官富贾之家竞相购求犀杯，以夸财富，在明代亦为高档奢侈品。因其材料珍重，雕刻过程中工匠多不忍去除过多角材，故明代犀杯多随形雕刻，杯壁厚重，而此杯则属犀杯中之另类，艺匠不惜大做减法，将杯壁琢磨得颇为轻薄。杯身以亚洲犀角雕成，仿古代青铜爵造型，器形吸收了商周时期流行的礼器爵的某些特点，为圜底三足式；俯视口部约呈椭圆形，两端微微上翘略呈前流后尾形，其一侧回收稍窄呈流；口沿内外各饰一圈回纹，杯腹圆鼓下敛，线条流畅婉转，外壁近足处浮雕数只螭龙，盘螭造型各异，攀爬其上；角杯底饰三足外撇，与杯身接连处各饰一兽面，通体不做其它装饰，天然去雕饰，尽显古雅朴拙之姿，体现明早期的简约朴素之风。

犀角制器，以“杯”为常见，圆雕次之，而以规整成器者（如壶、鼎、碗、瓶、尊等）最为珍罕。因犀角材料成形，故不惜用料且做工难度极大，这件盘螭三足爵杯由整只犀角所制成，更显得其异常难得。爵杯三足的制作需特殊工艺，首先是将角尖一分为三，并通过加热或浸泡等手段，才能使其慢慢成型，是犀角工艺类中最有特点的形制，为本器之亮点所在。整器打磨细润，不加繁缛饰纹，以八只灵动的盘螭衬犀角杯的光素，螭龙盘绕纠结，龙头短圆，龙尾与龙身宽窄比例相近，造型夸张，错落分布，引人入胜。此件爵杯体现了很强的传统风格，当为宫廷造办处根据《武英殿铜器图录》上商代铜器造型加以变化制作而成。在图案的构成上，非常注重运用疏密，繁简、深浅、动静的对比，也注意运用大小及深浅的对比，刻画的对象主次分明，形象生动。雕刻上，刀法精绝，线刻、浮雕兼配，多种雕刻技法融为一体，纹饰细密精美，线条流畅而整体感强。整器设计巧妙，造型新颖，既有古韵，又不落俗套，图案纹饰既表现的非常活泼生动，又庄重高古，反映了期明代仿古艺术的典型风格，是犀角艺术中的珍品。

杯身底部有一方印款，减地阳文雕“盛辅功作”四字篆书款，为美国藏家旧藏。盛辅功，明人，身世不详，生年在周文枢之前，然人不传艺传，其作品风格多样，工艺精细，写景状物出神入化，在美国哈佛大学美术馆及荷兰鹿特丹博物馆中，均有其犀角雕作品珍藏。《中国犀角雕刻珍赏》载曰：“盛辅功制松崖烟溪犀杯”，旧为周文枢所蓄，并镌刻收藏印记，依其证据，可弥补史料之不足。美国哈佛大学佛博物馆藏“盛辅功制青铜纹方鼎犀杯”造形雄健，材美工绝，底部亦镌刻篆书阳文方印“盛辅功作”款，字形结构雄浑平正，直追汉印，与本器署款如出一辙，无不相合，可资鉴定之助。

明清之际，金石考据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一种崇尚“古雅”的生活态度，这种理念也深刻影响到当时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如本件犀角盘螭三足爵杯便是这一追求“古雅”的理念下的杰作。杯以犀角雕成，仿古青铜爵形，外壁雕以螭龙，足饰兽面，整器轮廓线圆滑柔和，纹饰古雅适度，有浓郁的宫廷气息，是明代仿古犀角雕中较为严谨且富有艺术性的作品。且最为难得的是整件器物取自原角根部实材，犀角器由于材料形状原因，多随形制成杯形，而带足之仿古器形因极为废料而罕有制作，更显其珍。此杯呈蜜蜡色，色泽透润，采用阴刻、浮雕等技法雕琢而成，其构思巧妙、造型新颖，纹饰寓意吉祥，既有古韵，又不落俗套，是仿古器中的佳作。且此器引用商周青铜器的造型及装饰因素，又做出适宜犀角雕刻工艺的简化与改变，并以富有时代特色的装饰手法进行组织，可以说代表了明代仿古犀角雕刻的典型风格，格调高古，尤为精彩。

重211.3克

本次犀角器专场按不同的风格主题，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是自然主题，如梅桩杯及梅花簪所琢之梅花、树根杯之瘿瘤、树桩杯之松柏、如意洗之灵芝，再者如菊花、秋葵、荷莲、葫芦等，其上又点缀以虫介，见有小虾、蝈蝈之属，皆反映出古人“一花一叶一世界”的哲思和“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雅趣，体现出制作者和欣赏者对身边风物的无限浓情和深切洞察。而古朴意趣的牛首杯，则是中西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不仅写实地雕琢出牛的憨厚之态，亦展现了彼时艺匠的巧思精工。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件雕瘿木纹葫芦蕉扇犀角杯颇为殊特，其浓浓的时代特色与宗教色彩令人过目难忘。

第二种是人物主题，在此类主题的犀杯之中，仙人泛槎杯堪称个中珍品。槎形器盛行于元、明、清三代，多用玉、犀、象、木、竹等材料制作，其中犀角制品可谓翘楚，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等处均有收藏此类犀角器。仙人乘槎故事本出晋代张华《博物志》，至迟在宋代与张骞问河源故事相混合。元明时期，张骞泛槎已是熟典，如博望槎、汉使槎等，均此类也。因此无论元朱碧山之银槎杯或明清时期种种犀角雕槎杯，其上仙人均可以张骞目之，本场拍品中即有两件不同风格的张骞泛槎器。

第三类则为古风主题。所谓古风主题，指在造型和装饰上模仿三代秦汉古铜器、古玉器的风格样式。犀角杯在古风主题的运用上十分灵活，各种造型和纹样元素结合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判断一件好的古风主题犀角杯，其标准是其对犀角原料的利用是否充分，杯体各部分比例是否匀称适度，不同层位的浮雕纹饰是否统一协调，蟠螭造型是否劲健流畅、繁而不腻，整体风格上是否给人以古韵盎然而又清新雅洁的美感。若能够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制作，即使没有名家款识，也是难得的佳器。本场拍品大部分为古风之属，且造型各异，其中一件以龙首为形的仿古角杯最为殊特，与明代仿古玉杯纹饰造型接近，诚为犀角器中之孤品；再者有如鲍天成制龙凤杯、胡星岳雕龙纹方杯、盛辅功作蟠螭三足爵杯等，此主题之犀杯兴起于明代后期，至康熙年间依然流行，乾隆年间亦有新一轮的摹古风潮。

最后一种便是素身器。从字面意义来说，光素犀杯可分两类：一类保持犀角的天然原形，略加刮磨而成，如本场的素犀角摆件及素犀角镶银摆件，整器不加雕琢，以犀角之原貌展现于世人；另一类则是将犀角琢为杯盏器形，而素身无雕饰，此类并非通常意义上说的犀角杯，亦非觥兕之形的流变。明清时期虽重镂雕，然此类素器亦未全废，古人重通犀、花犀，也就是赏爱犀角的天然色泽和纹理。只有造型、纹理、色泽、质地俱佳的犀角，才会被加工为光素杯，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素面朝天，却足令“六宫粉黛无颜色”。此场有一件素身题诗小杯，除外壁阴刻诗文外通身无任何雕饰，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素器，但因其美好通透的角质、古雅流畅的线条，亦可归入此类，称之为素器。

本场拍品清晰地反映出犀角雕刻制品自明至清的不同做工，由简而朴向繁而精的方向发展，并出现了屈指可数的数位名工巧匠，制作了一批绝妙的犀角杯等雕刻器物供帝王贵胄、豪绅富贾使用并赏玩，同时也使之成为富贵人家饮酒作乐的古雅玩器。

犀角杯最大的特点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工匠们巧妙地利用了犀角的材质特征，将其如树干般扭曲、遒劲的质感发挥至极致，雕制成一个个工艺精湛、玲珑巧妙的犀角杯。其外表图案的多样化和风格的变化展现出浓郁的时代风情，而大师们的艺术气质和灵感亦在其间挥发得淋漓尽致，记录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艺术品的影响。

从明代到晚清数百年间，犀角杯由简单至繁复，从质朴到奢华，更有对艺术境界的追求与探寻的蜕变，它们不仅代表了工艺大师的艺术灵感，也记载了犀角雕刻艺术的发展历程。犀角器珍贵的材质、精美的雕工，充满深意的文化内涵，向人们展示其尊贵的身资，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与成就，使之成为牙角类古玩中的精品，成为中国文物中一朵瑰丽的奇葩。

今天，收藏作为人们的一种高雅消遣和投资理财活动已日趋普遍，业余收藏爱好者数量不断扩大，且收藏的品种和门类也在不断增多。包括角雕在内，一些过去十分难得一见的高贵工艺美术品，现在亦被人们所津津乐道。以往历史上达官贵人、殷商显富垄断犀角雕收藏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长期被封尘于深宫秘阁的犀角雕刻品，今天正走出象牙之塔，将其殊特之美展现于世人面前。

撰文：李莹

参考：4512 明万历 鲍天成制犀角雕仿古龙凤杯

估价 10,000,000-15,000,000 成交价 RMB 11,200,000
尺寸 高14.2cm

来源：亚洲藏家旧藏。
据曹昭《格古要论》记载，自明代始，犀角雕于江苏一带大为兴起，一时间四方名手辈出，其中尤以鲍天成、濮仲歉、尚均等最负盛名。多殚尽人力为之一器，见有杯、盒及小件饰品，以其物稀工良称誉于珍品艺林。据其造型，可分为平底与尖底，平者多作浮雕装饰，而尖者则更费工费时，亦多见巧思。

此杯器身造型宏大，质地莹润，构思精巧，工艺精绝，引人注目。所选犀角皮壳枣红，为上好苏门答腊犀角，俗称“火犀”，色泽较深，莹润微透，包浆油润，工细如微。杯身逐雕螭纹，造型概括而洗练，极具装饰意味，与故宫所藏鲍天成制双螭耳仿古螭虎纹持壶颇为相似，因是宫廷御制所用，故纹饰雕琢异常精细，折拐起线均颇有法度。杯口外沿浮雕正面团龙像，须发趾爪无不透露出威严雄霸之气，其身盘绕成一团，毛发飘于脑后，于静谧之中增添一抹动感。龙首面部圆润，为明代螭龙典型样式，其形可参见故宫藏双联杯，亦是鲍天成所制。俯瞰整器，其杯口制作十分规整，呈对称形，与存世众多犀角杯相较颇为殊特。犀角杯之珍贵源于材料的稀少，艺匠多将杯口随角料形制而施艺，而雕琢成对称形较一般犀角杯更为费料，在犀角雕器中实为罕见，这也是本器珍贵的重要原因之一。

良材佳艺是评介一件艺术品价值的最基本标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艺术品不同的文化内涵，使其具有殊特之处令人难忘。本器不仅器身嵌象牙片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款，器底亦署有“万历丙辰十月”六字款，这款识不仅记录了其制作的年代，亦示明此器是宫廷御制之物，为皇家所用。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只有皇亲贵胄可以使用如此精美的器物，不惜费工费料将天然犀角雕琢成如此规整的样式，此为本拍品珍贵的重要原因之二。“万历丙辰”为公元1616年，说明本器属明代万历帝晚年时制品，与明代早期的简约拙朴相比，此角杯亦烙下了明代末期艺术风格的时代印记。书有万历年款的犀角器现知尚有一件雕布袋和尚像，其下有“万历五年”、“仲春佛诞立”，为乔治博夫妇所藏，可与本器相映证。

张岱于《陶庵梦忆》中有云：“吴中绝技，陆子冈治玉，鲍天成治犀，周柱治嵌镶，赵良璧治锡，朱璧山治金银，马勋、荷叶李治扇，张寄修治琴，范昆白治三弦子，俱上下百年，保无敌手。嘉兴蜡竹，王二漆竹，苏州姜华雨霉篆竹，嘉兴洪漆，吴铜，徽州吴明官窑，皆以工起家，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可见鲍天成的犀角作品在当时已被文人赏识，称之为“吴中技绝”，作品还“流入宫掖”。文献记载中，只有明代艺人鲍天成为专门雕刻犀角的名匠，作为杰出的犀角雕刻名家，他被明人称为吴中三绝技之一，其作品之精工及流传之罕均为藏界知著。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悠悠中华，五千文明。明代的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转折点，人才辈出、佳作纷呈。书法有董其昌，绘画称文人画；竹木牙角雕刻日益技高艺精，堪称鬼工；北京的故宫体现了建筑艺术的集古之大成；戏剧则处于黄金时期，有《牡丹亭》等流芳千古之作，等等艺术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在艺术家们给世人呈现出其心血的同时，其“工”的身份也在悄悄地发生着转变。文人士大夫的加入令彼时的艺术增以深蕴，而技高的艺匠也逐渐因其巧工而能“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前代所不可比拟的。这些雕工巧匠们有了自己的“民主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自我觉醒”，他们不仅在作品之上题刻铭款，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流派风格，令世人牢记难忘。

本犀角杯即出自名匠鲍天成之手，其为明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能琱琢犀、象、香料、紫檀图匣、香盒、扇坠、簪纽之类，种种奇巧，迥迈前人。其与陆子冈，周柱齐名，身兼多技，制犀最为出名，传世极少，仅有数件，均浑厚苍深，无人可比，此为本品珍贵的重要原因之三。鲍天成制存世作品不多，现知的有故宫博物院藏双螭耳仿古螭虎纹执壶，阳文楷书“鲍天成制”；上海博物博藏合卺杯，杯底阳刻篆文“晋府宝藏”、“天成恭制”；张骞乘槎器，篆书“天成”阳文款；私人藏家手中，香港刘木兰女士收藏的素身羽觞，英国水松石山房藏仙鹿杯一件，阴文刻“大明层采用镂刻圆雕及浮雕技法，杯口沿处刻回纹，两只独角螭龙覆其上。杯身一侧流口下深浮雕团龙，团龙下正中嵌象牙阴刻“大明万历年制”填金款，另侧镂雕双凤交尾作柄把，两旁杯身浅雕青铜器纹饰。底部阴刻“万历丙辰十月”六字款，其旁阳文篆书“天成恭制”四字款，填金封朱红漆。整器造型优美，线条饱满，雕刻技法运作灵活，杯身浅浮雕纹饰清晰流畅，杯口及把柄镂刻处，将螭龙及双凤刻绘得灵活生动，张弛有力，气势雄奇，是一件典型明代精作，犀角艺术中稀有的珍品。

细观本器，其杯身回纹锦地之上浅浮万历年制”、“鲍天成”方章款，英国一藏家保存的张骞泛槎杯。（可参阅：《故宫雕刻珍萃》、《中国犀角雕刻珍赏》、《中国的犀角雕刻艺术》）

全器构图和雕工难度颇高，布局均匀美妙，构图独特，纹饰复杂，雕工精细，设计制作精巧，刀法流畅，匠心独运。此杯立体感强，加上体积巨大，单是取材选料已不容易，是一犀角雕精品。，除了要有高超的雕琢技术外，更要有大型美好的犀角材料才能表达的内容，这是一件艺术性极高，倾注了鲍天成心血的佳作。

参考：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故宫竹木牙角器全集》4，页二一一；霍满棠《中国犀角雕刻珍赏》，页九一、页一○六、页一一八、页二三六。

参考：4513 清 犀角雕龙纹六方小杯

估价 200,000-300,000 成交价 RMB 268,800
尺寸 高5cm

清王朝在康、雍、乾三代帝王的勤勉之下，国力日益昌盛，艺术亦随之发展，较之明代工艺的朴拙简练，清代工艺品愈发向着工精繁美发展。时至乾隆帝时，为了抑制此种浮夸之风，他力倡仿学古代青铜器的沉稳雄浑的美，无论玉器、瓷器、竹木牙角之属亦均有古风之作。所谓古风主题，指在造型和装饰上模仿三代秦汉古铜器、古玉器的风格样式。犀角杯在古风主题的运用上十分灵活，各种造型和纹样元素结合十分巧妙。判断一件好的古风主题犀角杯，其标准是其对犀角原料的利用是否充分，杯体各部分比例是否匀称适度，不同层位的浮雕纹饰是否统一协调，蟠螭造型是否劲健流畅、繁而不腻，整体风格上是否给人以古韵盎然而又清新雅洁的美感。能够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制作，即使没有名家款识，也是难得的佳器。譬如本拍品体量虽小，却小中见巧，十分规整；且器表雕琢螭龙造型生动，脸庞短且圆润，为典型清宫造办处之样式，十分难得。

犀角杯仿古代青铜器的造型，呈倒梯形，以犀角角心为材，通高仅足5厘米，取料颇奢。角杯呈规整的六方形，内外口沿及近足处均雕琢一周回纹为饰，腹部各面以减地阳文雕仿古夔凤纹；器体一侧饰回形板沿耳，线条流畅自如，其上亦减地雕磨，可见制犀工艺之精。角杯之上高浮雕三螭龙分布其表，龙形姿态各异，嬉戏于杯壁之上。扳手处两只小螭龙头首相近，似嬉闹玩耍，生动非凡；一螭龙体量较大，置于对面棱线攀缘而上，其身体辗转，回首而望，姿态矫健。整器纹饰古朴，典雅肃穆，工艺精美，颇具清代乾隆时期造办处的样式风格。

清代犀角作品与明代相较已十分多样化，且此时期的仿古作品所占比例甚大。尤其是清代中期时，因各地进贡的玉器非常多，而且精碾细琢，有繁缛的倾向，乾隆皇帝对此比较厌烦。他认为苏扬玉器故作玲珑剔透，既俗气又无用，故大力提倡仿古之风。此风尚不仅停留于玉雕品，对其它工艺材料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而犀角本质古香古色，浑厚苍深，做仿古铜器的造型和花纹，自有其得天独厚之处，所以犀角雕刻在乾隆时代出现的仿古铜器的器皿蔚为一时的风尚。这类作品，图案样式表现方法很多，既有典型的图案化的蟠螭、兽面、几何纹，也有写实性的云水、龙凤纹，结构与形象的处理都体现了很强的传统风格。在图案的构成上，注重运用疏密、繁简、动静的对比，也注意运用大小及深浅的对比，使刻画的对象主次分明，形象生动，线条流畅而整体感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批犀角杯中，仿古犀角制品基本上占了二分之一，如仿古“觚螭纹”犀角杯，就是根据“武英殿彝器图录”上商代铜器“亚丑方觚”而制作的。此犀角杯长身，细腰，阔底，腹部以雷纹，口下及足上以蕉叶纹为底纹；杯身杯柄上浮雕蟠螭纹，蟠螭布饰疏密有致，在觚体上浮雕三三两两，觚缘透雕层层叠叠。艺匠把觚缘难以计数的蟠螭，构思为攀附而上的形态，又饰以自然弧曲而成的杯柄。

而以龙为题材的犀角杯，造型也很多。这种杯大部分是清宫造办处工匠所做，据清宫造办处记载，牙匠杨秀曾多次承接过刻制云龙犀角杯的活计，可惜未能查证出哪件作品为他手制，现在故宫收藏的云龙犀角杯即是清代中前期的作品。乾隆皇帝对龙纹犀角杯颇有青睐，曾赋诗云：“犀角兴明代，精传无锡尤，已教创轮辂，未免费雕锼，命匠敦一朴，作杯斥巧浮，云龙述经义，杂说与韩侔”，可见其对此类器物的厚爱。本拍品体量虽小，却工艺不减，其杯身以重重工艺营造出大小不同的空间，且虚实相间，引人入胜。所雕大小螭龙巧妙生动，虽置于杯身两端，却似有遥遥相望之感，纹饰蕴含“苍龙教子”之意。整器光泽莹润，雕工细腻，纹饰细密精美，龙形蜿蜒生动；又采用圆雕、浮雕、浅刻、镂空等多种雕刻技法，巧妙融为一体，刀法纯熟，时代味道浓厚。其构思奇巧，精工细雕，充分展示了造办处工匠的精湛技艺，包浆浑厚油亮，古朴雅致，极品也。

参阅：霍满棠《中国犀角雕刻珍赏》，页六七。
重35克

参考：4514 明末清初 胡星岳作犀角龙纹方杯

估价 1,200,000-1,800,000 成交价 RMB 2,240,000
尺寸 长9.8cm

以整块犀角雕琢而成，色如蜜枣，褐黄，光泽柔和、滋润，犀角纵纹清晰可辨，为亚洲犀之珍品。杯方形，似方觚，大口沿，下部内收，圈足。一边雕夔龙把手，伏于杯身。口沿、圈足外侧饰一周回字纹，杯身如方斗，四角及中间出扉棱，并以回字纹为地，其上饰变体的夔龙纹。该杯仿古造型，纹饰精美繁缛，利用了犀角本身的特征，巧妙雕琢把柄，端庄古朴。刀法细腻浑朴，技艺高超。杯底足深凹，足底中心处有阳文“胡星岳作”四字篆书印款，与荷兰鹿特丹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仿古高足杯底的刻款十分相似。目前所知，除“胡星岳作”款外，亦有“胡星岳制”及“星岳”款。

犀角雕刻艺术从明代开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主要集中在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福州、广州等地。明初郑和七下西洋，输入过一些犀角，明中期海禁解除，允许民间自由贸易，外国犀角较多的输入我国，民间这才有犀角杯的制作，故明清两代是角雕高度发展的时期。明代犀角雕刻的技法讲究各种精细的多层镂雕，而且将圆雕、深浅浮雕、阴刻等技法很自然的结合在了一起，追求刀法的圆润，还通过高温蒸煮等特殊处理来使材料软化，便于改变器型，这一工艺在犀角雕刻中是较为独特的。而清代犀角雕刻技艺则更加成熟，其纹饰通常以花卉为主，葵花、玉兰、荷花等最常见，山水人物则往往构图疏朗，饶有画意，而颇具仿古风格的蟠螭纹也是常见的纹饰。

细观此器杯腹装饰，回纹锦地之上除螭龙杯柄一面外，其馀三面均饰以扉棱。扉棱，为青铜器上常见的一种装饰，一般为凸出的条状，用于将器物上连续的图案分割开来，明清之时成为单纯用于器物的装饰。如北宋始烧的扉棱尊（又称出戟尊、出戟觚），此器流行于明，最初为北宋钧窑为宫廷所烧制的仿青铜器陈设品，其颈、腹、足四面即均有扉棱。有如元代景德镇烧制的青花尊，仅腹部四面饰有扉棱，而明正德以后有些尊的颈、腹、足四面仍有饰对称的扉棱，万历朝则有六面饰扉棱的。此犀角方杯器表以扉棱为饰，其旨在于以仿古器之朴，展现今物之雅。

犀角雕仿古铜器的风气于明清之际颇为盛行，尤其是清初雍正、乾隆之时，对精碾细琢、有繁缛倾向的工艺品渐生厌烦，随而大力提倡仿古之风。犀角因其本质古色古香，浑厚苍劲，做仿古铜器的造型和花纹自有得天独厚之处，加之由于宫廷审美影响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故成一时之风，许多雕刻也采用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犀角雕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高峰。

除仿古纹饰之馀，本品的杯柄雕琢亦是非常精彩，胡星岳巧妙地利用犀角料，采用透雕、高浮雕的技法雕出两条螭龙缠绕在一起，一大一小互借登高，神态各异。其中体量稍大者攀至杯壁，向杯内窥视，较小螭龙倒置悬挂，整器构思精巧，工艺高超。

查阅公私着录可知，胡星岳为明末清初的治犀名家，以雕刻夔龙、仿古题材着称，传世作品稀如星凤。其所制犀角杯形制及纹饰简洁，雕琢精细，古朴高雅，传世作品多收藏于阿伯丁艺术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和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民间流传极为少见。其中一件署“星岳”款的龙纹三足小鼎曾于2008保利春季拍卖会上以425.6万元成交；刚刚结束的HK苏富比2010秋季拍卖“儒雅清蕴──水松石山房藏珍玩”专场亦有一件“胡星岳制”款犀角雕龙纹爵杯，以5，420，000 HKD落槌成交，可见大师胡星岳所雕犀角之珍。本拍品随形施艺，并装饰仿古纹饰，古朴拙雅而不失富丽堂皇，制作严谨，为明末清初之犀角精品，十分珍贵，是艺匠胡星岳造就的一件实用且又可欣赏鉴玩的珍贵艺术品。

参阅：霍满棠《中国犀角雕刻珍赏》，页九六；Jan Chapman, The Art of Rhinoceros Horn Carving in China （《中国的犀牛角雕刻艺术》），页一二九。
重126.7克

参考：4515 清乾隆 犀角雕盘螭杯

估价 1,800,000-2,800,000 成交价 RMB 3,976,000
尺寸 长15.5cm

我国古代的犀角原料十分稀缺，基本来源于外国的贡品，故而珍贵异常，朝廷常取选料精良者雕琢成精美的犀角杯等器物，以供皇家赏玩或赐予功臣，是身份与权贵的象征。此犀角杯取整枝犀角倾覆而制，杯口宽阔外敞，弧壁下敛，底承圈足微撇，小足秀美，其内膛折进变窄，此种方式是依据犀角的自然形态设计而成，类此形制的杯形俱是如此。其外壁口沿、杯腹及近足处均浅浮雕带状回纹为饰，杯腹处又加以博古饕餮兽面纹。此杯的装饰主题取传统螭龙纹，工整整齐，杯身高浮雕加以镂雕等技艺巧做九只螭龙盘伏于其上，大小螭龙或神形各异，错落分布，或双爪紧扒口沿、或探头深入杯中、或扭身回顾、或昂首长啸，龙身矫健苍茫，动感十足，尤以数只螭虎攀爬至杯口、欲探杯中佳酿之景最为生动。犀角杯以巨龙之身为把，弯曲流畅，壁身浅刻饕餮云雷纹为底，将青铜纹样延续至犀角杯上，线条流畅，极显古朴。此件犀角杯体量颇大，角质细腻红润，雕刻精美，保存完好，极为难得。

杯底篆有“文枢”二字款，按文枢，乃南京周文枢，为明末清初时人，其犀角雕刻与方弘斋、鲍天成、尤侃、李文甫、濮仲谦等齐名。此杯以名贵之犀角，用多种技法琢制而成，赋予了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展现出艺匠周文枢高超的工艺手法，观其犀利老辣的刀功，当为晚年得意之作，保存至今实属难得。类似作品可参见霍满棠先生的《中国犀角雕刻珍赏》图153，款识与印文与此件一致，风格亦相似。艺匠文枢将众神兽雕刻得生动传神，其须发戟张，灵动威猛，筋骨毕现，极富精神，构思巧妙且工艺高超，纹饰之细密生动，令人叹为观止。

《汉书》曾记载有云：“南越王赵陀献文帝犀角十”，且《战国策》中亦称：楚王“使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由此可见犀角自古在我国就已十分珍贵，而犀角雕刻品更是被誉为奇珍异宝，被皇室贵胄和达官贵人用以炫耀财富。其多随形雕作酒杯，不仅造型精美，且因犀角本为名贵药材，故而更显其优。李渔有言：“富贵之家，犀则不妨常设，以其在珍宝之列而无炫耀之形……且美酒入犀杯，另是一种香气……”，著名文士的推崇，使雕刻和使用犀角杯在明清之时蔚为风气。此件犀角杯材质凝透，包浆润泽，轮廓线圆滑柔和，纹饰古雅适度，繁缛精致而颇具古韵，为清早期十分难得的精品。且杯身龙纹刻画得气势恢宏，苍劲有力，精巧华美，极富艺术表现力，颇具收藏价值。

参阅：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故宫竹木牙角器全集》4，中国的页二九九；霍满棠《中国的犀角雕刻珍赏》，页一八三、页二○九。
重242.4克

参考：4516 明末清初 犀角雕仿古神兽杯

估价 4,000,000-6,000,000 成交价 RMB 5,824,000
尺寸 高13cm

出版：F. Leroy, ‘Les coups en corne de rhinocéros: Une des rares collections privées francais de coups libatoires chinoises sculptées dans une matière insolite, Connaissances des Arts, July 1978, fig.6
J. Chapman, ‘Coupe ou Rhyton: La corne de rhinoceros des Collections Baur’, Collections Baur, Spring/Summer 1989, p.8
Jan Chapman, The Art of Rhinoceros Horn Carving in China （《中国的犀牛角雕刻艺术》），London, 1999, P.153。

此犀角杯造型殊特，其杯口呈桃形，口沿处饰有回纹一周，此纹是由古代陶器和青铜器上的雷纹衍化来的几何纹样，有“绵延不断”之美意。杯身上半部分饰以谷纹，此一个个形如倒写e字母的凸起小钮于杯壁上有序排列，富有法度。谷纹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玉器中，到战国时期发展为逗号字样，如同圈着尾巴的蝌蚪，因此俗称蝌蚪纹。谷纹是谷物发芽叶的样子，是农耕文明发展的产物，它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有关。它象征着万物苏醒，生机勃勃的景象和人们对农业丰收的盼望。《周礼·典瑞》中有“子执谷壁，男执蒲璧”说法，玉器上的谷纹汉代以后就不多见了，宋代和清代仅少量制作，但是琢工不如战国和汉代。谷纹常与涡纹、卧蚕纹异名同称，事实上，三者之间确实区别不大。一般来说，人们常把半球形谷粒或有萌芽线的谷粒成为“涡纹”，把具有粗壮圆实萌芽线的谷粒称作“卧蚕纹”，到了汉代有简化出了乳钉纹。杯身下半部分则浅浮雕龙首，其身躯扭曲形成杯耳，倒置观之，则威龙之姿顿然而现，颇具意趣。

本器灵感源自商周青铜器及玉器之造型样式，为存世仿古犀角杯之一，出自欧洲，曾为巴黎著名收藏家Gerard Levy所藏，著录于Jan Chapman， “The Art of Rhinoceros Horn Carving in China”（《中国的犀牛角雕刻艺术》）一书。然目前所知，仅有瑞士收藏家Baur氏珍藏的例子如本杯般，底部雕以龙首，不管直立杯子或是倒卧杯子，也可观赏其独特的神兽造型。J. Chapman曾于1989年，在 “Coupe ou Rhyton：La crone de rhinocéros des Collections Baur”一文中比较此杯及Baur氏的例子；另一件雕以凤纹的犀角杯，藏于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28.53.a，b）。

纵观此器，其独特的造型让人不仅将其与早期的玉角形器相关联，早期雕以牛或鹿首的犀角及玉角形杯，代表着最早动物形酒器。例子包括水松石山房珍藏中，定为南宋时期的角形杯，杯雕以水牛首（可参考H. Moss及G. Tsang著，Arts from the Scholar’s Studio，香港，1986，图版12）；另一件例子藏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定为七至十世纪的墨棕玉雕牛首角形杯，该器还模仿了犀角质料（可参见R.Y Lefebvre d’Argencé著，“Chinese Jade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San Fransico，1977，图版XXXIV）。然而论及角形器，其中一件最早出版的例子，当是出土于现今广州地区的南越皇墓，属于约公元前122年的玉角形杯（参见林业强著，《南越王墓玉器》，图版D44）。Jessica Rawson提出，早期的角形杯很有可能是以银或珍贵石材制成，并由西方引入中国的（见J. Rawson著，“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London，1995，页71）。

角形杯这器形在宋代至清代也有持续的演变，以神兽作底部装饰的最早例子出现于宋代，这或可从视觉上解释装饰部分如何演变成耳杯（参见上述书本中南越王墓的例子，页396）。早期的玉石例子有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珍藏（R .Y Lefebvre d’Argencé一书，图版XXXVII）及美国马里兰州的Walters Art Museum收藏（编号42.250）。另一件宋代例子曾于1975年，在维多利亚和亚伯特博物馆展出（可见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London，1975，图版277）。大英博物馆也曾展出过一件十六/十七世纪的灰白玉角形杯，并出版于J. Chapman著，“Coupe ou Rhyton：La crone de rhinocéros des Collections Baur”（Baur Collection，1989，页9）；及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见《宫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画意玉器特展图录》，1997，图版34）。

此犀角雕仿古神兽杯，整器纹饰的处理虚实相间，布局四方呼应，具有律动感，且十分平衡和谐。将仿古纹饰的高古拙朴与明清角雕工艺的精美细腻完美结合，赋予器物以高耸华丽之姿和妙趣雅逸之感，是为不可多得之佳作，在犀角雕刻品中实属罕见。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玉器》（中），页二三四、页二三五；《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玉器》（上），页二九二；Jan Chapman， The Art of Rhinoceros Horn Carving in China （《中国的犀牛角雕刻艺术》），页一五三。

来源：于1972年在法国古董博览会（Foire de Paris）中，购自伦敦Spink&Son；法国Gerard Levy私人旧藏。

重268.3克

参考：4517 明 犀角雕素身题诗杯

估价 300,000-500,000 成交价 RMB 492,800
尺寸 长7cm

角杯光素，周身无纹饰雕琢，仅外壁一侧题有诗文。整器敞口，口沿微微外扩，浅腹下敛，底足外撇；其造型以犀角天然造型为基准，略加打磨而成，杯型天然可人。犀角嫩黄莹润，艺匠将犀角原料美丽的光泽和透润的质感展现在人物面前。因年久而略有开片，更显其古。杯外壁阴刻诗文，笔划有力，字迹洒脱，随性布列，颇具风尚。

北宋婉约派著名词人柳永曾赋道：“萧氏贤夫妇，茅家好弟兄。羽输飙驾赴层城。高会尽仙卿。一曲云谣为寿。倒尽金壶碧酒。醺酣争撼白榆花。踏碎九光霞。”角杯通透细润，光照之下呈现黄金一般的色泽，佳酿入器迎光而视，如金杯般夺人珠目。犀角的益处数不胜数，以此为器浅酌琼浆玉露，是可滋实阳，补体虚，起到延年益寿之用。

然“紫霞杯”之说在多部中医古籍中均有记载，如《本草纲目》有：“此杯配合造化，调理阴阳，夺天地冲和之气，乃水火既济之方……”；又《鲁府禁方》记载：“传得仙方妙诀，炼成紫霞金杯，暖宫种子世无极，善破胸中积滞。男子下元久冷，妇人白带淋漓，空心酌酒饮三杯，胜服丹药良剂”。而明代高濂撰写的《遵生八笺》为道教养生奇书，其《灵秘丹药笺》上卷着有“神仙紫霞杯”一目，述宋英宗祈求上苍降子，忽一日，有一身穿草衣、头挽双髻、腰悬药葫芦的道者冲入金门，其奏曰：“吾乃蓬莱到此，因陛下祈子恳切，贫道闻知，奏奉蟠桃延年益寿九转紫霞杯，乞陛下允纳”。帝曰：“此酒此杯，是何仙术？从何而至？”道云：“此是纯阳真人曾庆蟠桃会，贺王母仙酒杯，陛下饮服”。帝曰：“有何益于朕？”道者曰：“但令宫妃有子”。帝闻甚喜，着光禄寺筵宴奉赏。道者曰：“道人不用筵赏”。其传下酒杯之后便化作一道青光，灼然而去，英宗稽首叩谢，故得子之多。后有偈曰：“蓬莱仙赐紫霞杯，九转灵丹药更奇。万病尽消身体健，还童返老似婴儿”。故世人皆云以此酒具浅酌酒水，便可使人阴阳平衡、温肾明目、乌发悦颜、康健延年。众所周知，犀角之材本身即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其能清热、凉血、定惊、解毒，将之雕琢成器作为酒具，功效堪比紫霞杯之能，故所刻诗文赞云“延年何用紫霞杯”！

诗文后并有方印二，其一阳文书“甬”字，另一阴文刻“雨”字。查阅古今公私著录，今传世留名的犀角雕刻大师甚少，由于没有文献能够提供艺匠的详细资料，仅能从多年来流传于世带有名款的犀角器中归纳，诸如鲍天成、濮澄、商铭、蒋烈卿、盛辅功、文枢、尤侃、尤通、胡星岳、朱宏晋等。本拍品造型规整，年代古久，具有极高的文化意蕴，体现了古人重通犀、花犀之好，也就是赏爱犀角的天然色泽和纹理。只有造型、纹理、色泽、质地俱佳的犀角，才会被加工为光素杯，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素面朝天，足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重26克

参考：4518 明 素犀角摆件

估价 300,000-400,000 成交价 RMB 448,000
尺寸 长7.3cm

“不尽雕琢，半留本色”，本拍品取亚洲犀牛角之精华，仅削去皮层不琢一刀，不增一饰，利用犀角的天然纹理乃至瑕疵，稍加打磨即成一器，淳朴可爱。此类素器与琢器相比，虽无任何雕琢装饰，却别有一番风味，丝毫不逊于那些名家巧雕之品，展现出别样的风采与意蕴。当人们感受到犀牛角质的自然之美，了解到此物天然就具有优美的色调、纹理、光泽等让人身心愉悦的视觉美学特性之后，一定会尽可能展示其优异的材质，如同明代的木质家具一般，其所用良材一般色调深沉，稳重大方美观，雕花过多反而掩盖了木质本身的优点，就如同画蛇添足了，竹木牙角一类工艺均有此特点。

整器玲珑小巧，呈色浓郁深沉，线条自然流畅，随形而置，其下配以象牙雕座，亦以素器示人，不加雕花，与犀角摆件相得彰宜，颇为巧妙。其充分显示出犀角的自然美，因长期把玩，而包浆莹润。此物因其形，既可置于案头，又可把玩于手，亦能用以镇纸，事事皆宜，甚是可人，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中即提及犀角纸镇是不可多得的文房佳器。对于以犀角为镇的说法，古时多有提及，如唐代诗人杜牧有《杜秋娘诗》一首，文曰：“虎睛珠络褓，金盘犀镇帷。长杨射熊罴，武帐弄哑咿”，因其诗句，后有“镇帷犀”一说，亦作镇帏犀，是指挂在帷帐四角防止牵动的犀角。宋代大文豪苏轼亦在其《四时词》之四中道：“夜风摇动镇帷犀，酒醒梦回闻雪落”；又有《剪灯新话·联芳楼记》云：“寳篆烟消烛影低，枕屏摇动镇帏犀”。后有清初著名诗人、词人朱彝尊在其《风怀二百韵》中咏道：“炉亟熏凫藻，卮须引鹤吭。象梳收髢堕，犀角镇心恇”，可见犀角镇的使用于文人雅士之间颇为流行。

人们早就将犀角视为“物之珍”、“国之宝”，故为求美观，犀角容器的表面多施以雕工，装饰技巧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犀角兴于明朝中业，盛于晚明至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顺治至康熙年间（1644-1722）犀角杯基本上是沿用明朝晚期的纹饰，但风格不同，刻工有别，造型趋势多样化，山水人物和极富诗意的作品较多，工艺更趋成熟。此犀角摆件为实心，底呈微窝状，其整体光素无纹，又以犀角的天然造型为基准稍加打磨而成，细腻的线条天然可人，将犀角原料美丽的光泽和质感展现在人们面前，又因年代久远而略有开片，更显其古。明代佳器多素雅大气，艺匠若得以良材，皆是利用其天然纹理，几乎一点不加雕琢，以一分人工、九分天然之工，从而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观此摆件，虽体量不大，却可谓小中见大，摩挲细润，把玩于手颇具意蕴，实为不可多得的文房之器。光素器自古就颇受有识之士的青睐，独爱其净洁之姿。

参阅：霍满棠《中国的犀角雕刻珍赏》，页一○四、页一一一。
重107.7克

参考：4519 明 素犀角镶银摆件

估价 500,000-800,000 成交价 RMB 806,400
尺寸 高20.5cm

本拍品取一枚亚洲犀角削去皮层，稍加打磨染色成器，充分保留了犀角的原有形状。无论是其自然的弯曲，还是呈色的渐变分布，抑或因年代久远而出现的细微裂痕，丝丝扣扣均透露出一抹杳杳绚姿的余韵。整根犀角虽无任何雕琢，仅以本颜示人，却丝毫不逊于那些精雕细琢之作，具有强烈的存在感，令人不容忽视。

对于犀角的研究，早在明代曹明仲的《格古要论》就有一段详细的记述，文曰：“犀角出南蕃、西蕃，云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儿者好，及正透者价高。成株瘦小分两轻花儿者不好，但可入药用。犀角纹如鱼子，谓之粟纹。粟纹中有眼，谓之粟眼。凡器皿要滋润，粟纹绽花儿者好。其色黑如漆，其如粟，下下相透。云头雨脚分明者佳”。此次拍卖的这件犀角摆件，其特点之一就是体量颇大，且犀角底部镶嵌的纯银装饰亦非常考究，不仅缠枝纹雕琢得非常精美，而且镶嵌的工艺也非常到位，其底刻有“藏斋蔷宝”四字款。

由于犀角的珍贵稀有，用来雕刻纯为实用的器具不多，通常以雕刻艺术品为主，兼具实用功能。犀角的原始形状为圆锥体，下端较大中空，上端尖锐，与其它角所不同的是犀角根部粗大，易于雕成杯形，因其价格昂贵，雕刻者不愿稍有所费，所以往往将它倒转过来制成盛器。清代以及民国时期，家有整只犀角被认为是能辟邪镇宅和带来财运，就连故宫博物院也藏有整只原犀角。同时，从犀角制品来看，如果用水牛角冒充的，凭借专业眼光还能分辨，那么使用经过了红色凤仙花汁液的浸染，与原来的棕褐色混成一体，成为褐红色，冒称上等犀角的，即使是专家也会被蒙骗，而不经过雕饰的犀角则可以避免这一点，也成为了此拍品不同于他者的重要特点之一。

犀角因其珍贵难寻，于明清之时常作为传统纹样装饰于各类工艺品之上，多与双角、银锭、火珠、法螺等组合一起，称之为“杂宝纹”。此纹饰作为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吉祥纹样，始见于元代，后流行于明清，雕漆等器上亦多装饰此纹样。其所取宝物形象较多，元代有双角、银锭、犀角、火珠、火焰、火轮、法螺、珊瑚、双钱等，明代又新增祥云、灵芝、方胜、艾叶、卷书、笔、馨、鼎、葫芦等。因其常无定式，任意择用，故而称杂宝，也有任取其中八品组成纹饰者，称八宝，但不同于八吉祥纹。

此犀角摆件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底足处的镶银装饰，整器唯一的装饰即是此处。艺匠取整块银皮包裹其上，并透雕琢刻卷草纹一周，花纹线条流畅，疏朗有致，带有明显中亚纹饰风格。纹饰系压地后再进行薄壁掏膛，抛光工艺，无不凝聚了古人的心血和精力，并流传至今保存完好，殊为不易。卷草纹作为我国传统图案之一，因盛行于唐代又名唐草纹，其多取忍冬、荷花、兰花、牡丹等花草，经处理后作“S”形波状曲线排列，构成二方连续图案，花草造型多曲卷圆润，故通称卷草纹。镶银部分呈现与犀角相称的古旧之感，雕琢工艺拙朴意趣，二者相配相得彰宜，具有远非精工细作所能企及的韵美。在佛经中，银被列为佛教七宝之一，而在藏传佛教中，藏银是接受了福祉的金属，因此用藏银制成的饰品具有避邪的作用。拍品所镶银质光泽度不高，款式和做工也不那么精细，但却因此平添了几分古朴的韵味；且所雕花纹为工匠用刀具等一点点地雕琢而成，整器看似粗糙，实则细腻。香港收藏大家刘木兰女士就藏有一件相似的明万历年制原形素身犀角器，以此作为文房清供，可为书斋生活增添情趣，把玩欣赏之余亦可镇宅添福，佳料美器值得珍藏。
参阅：霍满棠《中国的犀角雕刻珍赏》，页九八。

参考：4520 明早期 犀角雕张骞泛槎杯

估价 1,000,000-1,500,000 成交价 RMB 2,240,000
尺寸 长13cm

此犀角杯主要是装饰性的酒具，将亚洲犀角斜剖面雕成，杯成船形，犀角雕刻，内部掏空如古木，为舱以盛酒。犀角雕槎形器为明中晚期的文人雅士所赏赞和推崇，而且此杯雕工精湛，人物生动，造型古朴雅致，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品味和审美情趣，实为精彩。整器杯口打洼成不规则的椭圆形，外壁如树皮，并布有瘿瘤状凸起，底部线刻水纹，波浪翻滚；内膛横生一段古木，枝干弯折虬曲，树枝攀爬延至外壁边缘；一老者倚坐于其间，头戴素巾，广袖长衣，长髯垂胸，一手扶枝干似摇桨状，面带微笑，神态极为祥和，惬意非常。人物雕刻细微，似随风摆动；槎下水波翻涌成漩，似在激流中航行，水浪纹层次分明，细入末毫，雕工精细。

角杯题材出自张骞乘槎寻找河源的典故，所谓“槎”，是古代人们用竹木编制的筏子，传说天上的银河与大海是相通的，每年八月都有槎往来。曾有人因好奇乘槎而去，发现一处世外桃源，织妇和牵牛人皆悠闲自在，怡然自乐，一派田园气象，这便是晋代张华《博物志》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后人将《汉书》所载张骞穷河源的故事与之混同，故又有张骞乘槎之说。槎杯的制作始于元代，由当时声誉卓著的银工朱碧山创制，其所制的银槎杯匠心独运，意境深远，可谓是绝技。人们赋予槎杯以深刻内涵，唐代诗句中常有述及浮槎者：“宾至星槎落，仙来月宇空”、“厩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汉杳难从”等，因此“星槎”、“乘槎”变成流行的吉祥用语，也用此作工艺美术品的装饰题材。多用以称颂升官或比喻贵宾光临，深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那么将酒杯制作成乘槎的形状，且上乘一人，可能原本于上述传说，意为祝愿饮酒人官运亨通，或表达“有朋自远方来”，与之畅饮，不亦乐乎。

本拍品与传世的众多槎形器相较，虽题材相似，均表现张骞泛槎之景，但细品之余便可发觉其表现手法有着明显的差别。此杯侧观似树桩之形，器表遍布瘿瘤，俯瞰才可观其内部乾坤。其它槎形器人物大多突出，立体置于槎杯之上，而此器则将人物隐于杯内，颇有奇趣之感。角杯因材施艺，以仙人乘槎为题材，巧夺天工，惟妙惟肖；其角质因时间流逝体现出的老旧之感，施以简洁拙朴的雕琢，反映了明代犀雕艺术的独特审美。

艺匠采用圆雕、透雕、浮雕和浅刻相结合的技法，使整个作品层次丰富，雕刻精湛。它既是一件极佳的工艺品，又是一种清凉、解毒实用的酒具，且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槎杯造型别致，用刀流利，打磨精细，雕功简洁流畅，通过作者细腻的刻画，将老人虽是险水行舟，但胸有成竹，犹如闲庭信步的神态细致入微地展现出来，是犀角雕刻中的珍品。整器虽没有名家款识，但整体造型生动、技法娴熟，不失为一件珍品。
参阅：霍满棠《中国的犀角雕刻珍赏》，页一二二。
重114.7克

参考：4521 清早期 犀角雕张骞泛槎

估价 5,000,000-8,000,000 成交价 RMB 8,960,000
尺寸 长21cm

人物主题之犀杯中，仙人浮槎杯为犀角杯中的珍品，且相较于一般犀杯，槎杯在造型设计上受原材角形的限制更大。槎形器盛行于元、明、清三代，多用玉、犀、象、木、竹凳材料制作，其中犀角制品堪为翘楚，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等处均有收藏此类犀角器。本拍品以整枝犀角掏膛、镂雕而成，槎首有流，槎尾枯木叠立；槎上具山石古木，一高士侧身端居其间，槎底波浪翻卷成破水而行状，无论平视、俯瞰均甚是精美，独具立体空间感。注酒入内，可以从船头一端吸饮，或称“酒船”。存世犀角雕槎杯不过二十件左右，与已发表之其余数件槎杯相较，此杯在槎型、人槎比例及人物之造型、开相、衣纹上都颇为精美，古雅纤丽，不愧为古代名家手泽。仙人乘槎故事本出晋代张华《博物志》，至迟在宋代与张骞问河源故事相混合。元明时期，张骞泛槎已是熟典，如博望槎、汉使槎等，均此类也。因此无论元朱碧山之银槎杯或明清时期种种犀角雕槎杯，其上仙人均可以张骞目之。

槎，即用竹木编成的筏，古代神话中将往来天上的木筏称为星槎，因此把酒杯做成槎的形状，是与神话传说相关的。《博物志》曾记有人乘槎到天河遇织女，相传西汉张骞通西域，寻找黄河的源头，以求调节水量，避免经常泛滥成灾，当时人们相信黄河通天，是天河即银河的延伸。张骞乘木槎溯河而上，遇见一位坐着织布的少女和一个牵着牛在水边饮水的男童，询问这是什么地方，织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了他一枚织布机上用于压布的叫做织机石的石条，让他去问从事占卜的隐士严君平。后来，严君平告诉张骞：一天晚上，在观察天象时，突然看见一颗客星入犯牵牛星座，屈指算来，正好是你乘槎西行之日。张骞恍然大悟，原来他遇见的是织女牛郎。

文学思维与浪漫主义最有缘份，这个传说长期流传，不仅进入了诗歌，也进入了戏剧创作中。这个传说一般都认为是见于《荆楚岁时记》，虽然今传本《荆楚岁时记》中无有这个传说的记载，但学人大抵认为这是由于今传本不是完本的缘故。这条今本《荆楚岁时记》缺佚的记载虽然常被唐人利用，但却不见于今传的唐人类书，宋初的《事类赋注》和《太平御览》有所引用但明显是节录，其它书籍引用时也多为节引。倒是清人的《渊鉴类函》中有较详的记载，该书虽然晚出，或自有根据，《渊鉴类函》引《荆楚岁时记》云：“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至一处，见城郭知州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骞问曰：‘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机石与骞俱还。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机石为东方朔所识。”

对于犀角杯，明清帝王均颇有青睐，而清代乾隆帝亦好此物，其曾收藏过2件尤通款犀角乘槎器，目前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目前所知犀角乘槎杯盛行于明晚期及以后，而其造型则来源于元代朱碧山的银质槎杯。朱碧山银槎杯虽出于元，但在明中晚期受到文人雅士的广泛关注，甚至成为士人雅集中的重要媒介，为略窥真容者引为幸事。如明人王士祯就在其著作《居易录》、《香祖笔记》及《池北偶谈》中多次提到他在宋琬召集的宴会上欣赏到朱碧山银槎杯的事情，因此时人也争相用其它材质来仿制槎杯，此拍品当为清初犀角艺匠所制佳作。
张骞乘槎主题多为十七世纪作品，仇大雄先生、刘木兰女士、黄蕙英女士、哈佛大学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均有收藏。香港佳士得于2010年春季拍卖会“松竹堂珍藏·重要犀角雕刻”专场的一件清康熙犀角雕张骞乘槎杯即为此类槎形器，其估价为3，000，000-3，500，000 HKD，最终以近720万人民币落槌成交，是为整场拍卖之亮点。而刚刚结束的纽约佳士得秋拍中，一件尤雨源制张骞泛槎犀角杯以$3，106，500成交，可见当前拍品市场中，犀角器已被众收藏家所重视。此槎杯呈蜜色，润泽通透，又随形巧施刀凿，古雅精致，别有风韵，虽没有名家款识，但整体造型生动、技法娴熟，诚为一件珍品。

参阅：国立故宫博物院《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页一四七、页三一○；国立故宫博物院《匠心与仙工：明清雕刻展——象牙犀角篇》，页一二七；国立故宫博物院《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纪艺术的仿古风》，页七六；故宫博物院《故宫雕刻珍萃》，页二五四、页二五五。

来源：日本藏家旧藏。纽约苏富比2005.03.31，Lot173。
重192.8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