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艺术：中国器座浅析

亚洲艺术|SEPTEMBER 9, 2015
中国座子浅析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铎思齐 (Alan J. Dworsky) 荣誉策展人暨
佳士得高级顾问毛瑞 (Robert D. Mowry)

中国座子之用，犹如欧美的传统画框，能使其衬托的艺术品在芸芸作品中脱颖而出，看来超尘脱俗、与众不同，亦可彰显藏家对之青眼有加、珍若拱璧。但二十世纪之前，西方社会一直误以为这些「座子」只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古玩。包浩斯建筑风潮在二十世纪初蔚为主流，当时西方的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大多推崇其简单直接、线条明快的美学，故而将这些备受误解的座子束之高阁，甚或弃如敝履，并将座子上的中国陶瓷、玉器、青铜器和其他古玩直接放在几架上，再收于陈列柜内。循着这条思路，他们有时还会把图卷的绢裱裁去，再镶上镜框。虽惜之已晚，但学者、藏家和博物馆馆长现已意识到，这些座子即便不是艺术品的组成部份，但传统以来却是呈现中国艺术的重要环节；这一趋势带动了学术界的钩沉探讨，（1） 并促使部份馆长和收藏家重新采用长期以来备受冷落的座子，再用它们来展示传统艺术珍品。在此风气下，若干私人藏家也开始着手庋藏中国座子，纽约佳士得是次推出的这批珍藏便是一例。这批作品种类繁多且无一不精，堪称为座子各式用途、装饰工艺、风格与材质的总览，其内容横跨多个制作年代与时期，诚然是一窥座子之妙的绝佳机会。

西方许多人以为座子始用于清代 (公元1644至1911年)，但其实早于青铜器时代 (公元前1600至公元220年) 或更早，座子已有突显某些物品地位超然的作用，虽则当时的用途并非仅限于古董珍藏。就此可参照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典藏公元前十一世纪末端方青铜礼器组 (馆藏号24.72.1-.14)，这组珍藏包含十三件古青铜酒器，其柉禁应该是部份酒器原配的座子。此外，西周 (公元前1030至771年) 初叶的青铜食器「簋」大多配有与器身连铸的方座，与此前商代 (公元前1600至1030年) 青铜簋圈足无底的样式径然有别。另有一例出土于四川三星堆的公元前十三或十二世纪大型塑像，其造型恍若一名道士或祭师，足踏造型繁复的三层大型底座，座高几占全像四分之一。（2）

早于西汉 (公元前206年至公元9年) 或之前，已有制作古玩专属的座子，南京博物馆藏公元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期玉琮便是一例，其鎏金银座与盖均出自西汉年间，图见Jan Stuart撰一文，载于拙作《Worlds Within Worlds: The Richard Rosenblum Collec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Rocks》页88图2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1997)。当年为玉琮配制座子与盖的初衷现已不可考，但很可能是为了彰显此物地位尊崇。但其原意究意是尊之为一件珍藏、一件文物 (即仅视之为「历史的吉光片羽」，但却没考虑到它作为一件珍藏或藏品之一的审美意涵)、一件仍具实际用途的古代礼器抑或别有用意呢？具体原因虽不得而知，但我们起码可以推断，当初为玉琮配置鎏金银座连盖，应是为了凸显此器为稀世之宝、弥足珍贵。

就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漆耳杯连鎏金铜座看来，西汉工匠有时候也会为当时的奢侈品配制华美精致的座子 (参见Ming S. Wilson撰一文，原载于《Orientations》1993年11月刊页189-198，重印于《Chinese Bronzes: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3-2000》2001年版页198图23)。就我们所知，中国铜镜的历史可上溯至商代，3但专属的铜镜座子则首见于汉代 (公元前206至公元200年)，这些镜座多用青铜制成 (参见《Arts of Ancient China: May 31 – June 23, 1990》图版12。纽约：J.J. Lally & Co.，1990)。伦敦大英博物馆藏一幅传为顾恺之作的《女史箴图》(约公元344至406年，馆藏号1903,0408,0.1)，其中有一仕女在镜前理妆的场景，悬挂铜镜的正是一具杆状黑漆座；这类漆座可能肇始于汉代，六朝时期 (公元220至581年) 定然已广为使用，亦散见于此后历代中国绘画。六朝还浮现了一批连带或配有座子的青铜器，可见座子日益流行 (参见Robert J. Herold撰 “A Family of Post-Han Ritual Bronze Vessels” ，载于1975出版的《Artibus Asiae》卷37第4册页259至279，图13、15、16c及16d尤具参考价值)。佛教于六朝时期在中国植根 (尤以公元三、四世纪为然)，其教义指神祇形象应以宝座或座子衬托，而座子样式又以莲座居多。这一习俗加强了用座子来展示典藏重器 (神像或艺术品皆然) 的观念，更巩固了展品与座子合而为一的说法，即使在世俗生活的范畴里，绽放的花卉也被视为座子的既定形制之一。北宋年间 (公元960至1127年) 搜集古玩成风，古青铜器和玉器更是备受追捧，座子亦乘时而起，其应用愈加普及。

谈到中国的座子，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多半是玉器或瓷盌 (例如拍品编号1001及1004) 常用的圆形木座；殊不知，座子形态千变万化。如上所述，有些座子具实际用途，而不是仅有陈设的功能，它们可以发挥支撑的作用，使其展示的物品便于使用。以汉代和六朝的镜座为例，它们既可支撑无柄的圆镜，使用时亦便于调整镜子的角度。即便是艺术珍藏，有时候也要借助座子，方能以最佳面貌示人。有一类饰长串活环的玉瓶常配以高身座子，其座顶设一小钩悬挂活环，充份展现了妙至毫巅的雕工 (拍品编号1053及1106)。无论方圆，小巧精致的文房插屏皆须用座子来支撑和定位；玉插屏多配掐丝珐琅座，而瓷插屏则常衬以木座。有些时候，清代藏家也会巧用精雕细琢的立式木座来配衬古玉璧，将之当作插屏使用 (详见香港苏富比2013年4月8日拍品编号3010)，可见艺术珍藏有时候也要借助座子，方能以最佳面貌示人。有的木座底宽且附弧形横槽，较适于承托玉璧或古铜镜等陈设品 (拍品编号1054及1106)。

中国文人及风雅之士素喜搜集灵石，并置于清幽的书斋内细心赏玩，而各类藏品之中，此类供石或许最须仰仗座子以作支撑。供石与座子若配置得宜，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顽石即摇身一变，化作一件让人浮想联翩的艺术品，其审美意趣几可媲美享利‧摩尔 (英国雕塑家Henry Moore；1898-1986) 或贾柯梅蒂 (瑞士雕塑家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 的杰作。安思远 (Robert H. Ellsworth) 旧藏一件腊石连座，二者造型犹如一块圆形巨岩 (纽约佳士得2015年3月18日拍卖11419拍品编号141)。安氏珍藏中尚有一例虬根状镂雕座子，在其衬托之下，一件原本其貌不扬的大型腊石山子瞬间魅力倍增、意趣盎然 (纽约佳士得2015年3月17日拍卖11418号拍品编号2)。就该等作品而言，座子俨然已成为艺术品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收藏者将供石与座子巧为搭配的灵心妙思亦一目了然。

另一种需要座子支撑的艺术品是某些佛寺供放的水晶球，这类摆设在明末和清代尤为盛行。它们大多配有专属的黄铜莲座，金属既能抵受水晶球的长期重压，亦无惧季节更迭时的温差与湿度变化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编号1943.55.24)。中国十九世纪制作的水晶球颇受外国人青睐，他们常在日本配制座子，有的是波涛形铜座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号1942.185.168)，间或也有虬龙座子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号1942.185.99)。

座子虽以木制居多，但亦不乏其他的材质，诸如珐琅——包括錾胎珐琅 (拍品编号1043) 和掐丝珐琅 (拍品编号1044、1045及1046)——或漆制 (拍品编号1066、1082及1106)、玉料 (拍品编号1049及1067) ，以至银、青铜和黄铜等金属。即使珍若象牙，间或也会用于承放格外贵重或文房清供式的小巧珍玩。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二例：其一是小巧的明末犀角雕观音坐像 (很可能出自十六世纪末)，配同时期的牙雕座子 (馆藏号1950.125.52.A-B)；其二是做工精湛的康熙玉笔筒 (馆藏号1942.185.245.A-B)。

座子所用的木材，大致与明代、明式上乘家具的用料相同，即红木、桦木、黄花梨、紫檀、欅木、楠木和乌木。至于家具较为罕用的龙眼木和黄杨木，在座子当中却颇为常见。大多数座子出于专门的作坊，但也有一部份是上乘家具作坊的制品，这也解释了为何有些座子的风格与当时的家具如出一辙。惟须强调的是，这方面的交流是双向的，即家具固然影响了座子的风格，但相反亦然。

落款的座子寥寥可数，其款识多署于座底，以免喧宾夺主。拍品中有一例透雕钩栏状掐丝珐琅六方座子 (拍品编号1044)，底铭「乾隆年制」款；另一例则是十八世纪紫檀木座，座面圆槽应是为一件小巧四足的青铜器或玉器所设，座底署「赵孟俯」(公元1254至1322年) 仿款，赵氏乃元代 (公元1279至1368年) 书画大家。

许多座子光素无纹，纯以天然的形状、纹理、色泽和细腻的抛光取胜。就造型而言，它们或以中国几案为形，如香几、供几、画案等，或形似画卷、波涛 (拍品编号1025及1027) 或虬根 (拍品编号l1002、1035、1039及1059)。尚有数例饰浅雕图案 (拍品编号1022)，有的座面镶嵌云石 (拍品编号1020及1024) 或瘿木 (拍品编号1016及1919)。部份木座饰错银白描图纹，有一批传为石叟作的青铜器，其装饰手法雷同，或许便是受了这类座子的启发。但大多数有雕饰的木座皆做工细腻，通体镂雕各式花卉或抽象图案。

自远古时期，华夏民族一直爱用座子来配衬贵重物品，最早的例子很可能是祭祀礼器及其他宗教物品的专用座子。随着时代的发展，再加上对其他传统元素的兼收并蓄，座子在宗教和世俗范畴里的应用日渐普及；时至宋代，庋藏骨董之风渐炽，座子更是大行其道，此后历朝历代皆用之陈列古玩，俨然已成定式。西方对座子的误解由来已久，尚幸东亚未受影响，近来座子在西方越来越受关注，更成为了大家竞相收藏和研究的对象，根据中国传统习俗用座子来展示珍藏的例子亦与日俱增。

1 关于中国座子的重要学术专著包括：麦耀翔撰《承芳展雅：颂德堂藏木雕座子》。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2008；Jan Stuart撰“Practices of Display: The Significance of Stands for Chinese Art Objects ” ，载于Jerome Silbergeld等合编的《Bridges to Heaven: Essays on East Asian ar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en C. Fong》页693-712。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Jan Stuart撰“Where Chinese Art Stands: A History of Display Pedestals for Rocks”，载于毛瑞 (Robert D. Mowry) 所著《Worlds Within Worlds: The Richard Rosenblum Collec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Rocks》页85-107。麻省剑桥：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1997。

2 请见Robert W. Bagley撰“A Shang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载于《Orientations》(香港) 1990年11月刊，重印于《Chinese Bronzes: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3-2000》2001版页126-127图14a&b。Robert Bagley编《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华盛顿州西雅图及新泽西州普林斯顿：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