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 故宫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鱼”释疑

内容提要：

在紫禁城的宫殿和库房里，曾经陈设、收贮着一批风格独特的玉器，清代文献称之为痕都斯坦玉器。本文从材质、工艺、造型三个角度，结合科学仪器检测，分析论证一件清宫旧藏乾隆御题诗痕都斯坦玉鱼，非皇帝所认为的来自印度的痕都斯坦玉器，而是一件出自苏州玉工之手的翡翠鱼式盒。

关键词： 痕都斯坦 玉 翡翠 鱼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记载，紫禁城遂初堂内的一个木桶内装有玉器 39 件，其中有 “翠根鱼一个” 1，典藏号 “菜四四六”，为故宫博物院现藏的一件翡翠鱼式盒 2〔图 1〕。遂初堂属于内廷外东路区域，位于宁寿宫花园中轴线上，古华轩后，是宁寿宫花园第二进院落的主体建筑，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嘉庆、光绪年间重修。面阔 5 间，进深 3 间，坐北面南，黄琉璃瓦卷棚歇山顶，绿琉璃瓦剪边，前后出廊。前廊下悬乾隆皇帝御笔满汉文“遂初堂”匾。嘉庆帝《遂初堂感赋》诗注云 ：“乾隆丙申，重葺宁寿宫落成，我皇考颜斯堂曰 ：遂初。盖以乾隆初元默祷上苍，若得仰同圣祖仁皇帝纪元周甲，即当禅位。厥后御极六十余年，凡所措施，无不允符至愿。”3 乾隆、嘉庆两帝常临此。

 

鱼式盒长 24.8 厘米，宽 7.6 厘米，以一整块翡翠原料对半剖开后，碾琢而成。翠浆白地，有两条丝絮状浅翠色带。盒与盖内空，可贮物。鱼首、鱼尾及玉鳍处镶嵌红色宝石，鱼目镶嵌翠与珍珠。鱼内腹部阴刻楷书乾隆五十六年（1791）御题诗 ：“痕都精制器，盘碗见多余。琢玉样呈别，梦鱼巧识初。分无形迹露，合任泳游嘘。设欲远方寄，此中应置书。”4末署“乾隆辛亥御题”，并“比德”阳文篆书印。乾隆皇帝在诗后题注：《“ 史记》载，苏武雁足系书事，而古乐府亦有：‘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句，后人遂以鱼雁为寄书，故实不知，马迁乃滥觞之始也。《史记》云 ：‘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在某泽中’ 云云，虽为常惠教使者诡言以绐单于，而不顾为事理之所无也。鱼雁无知之物，焉解人意，知其所寄之处而投之，不若置玉鱼之腹，寄书为相宜也，故戏及之。”

乾隆皇帝认为，这是一件来自痕都斯坦的玉器，不仅为其赋诗，还将诗文镌刻在鱼的内腹部，足见皇帝对这件玉器的喜爱。这件清宫旧藏珍品真的来自遥远的痕都斯坦？真的是印度玉工的作品吗？笔者将从材质、工艺、造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以科学仪器检测数据佐证。

一 痕都斯坦玉器

痕都斯坦，亦名温都斯坦或痕奴斯坦。关于其地理位置，在不同时期的中、外文献中所指具体地域不尽相同，但大致不出印度北部、克什米尔一带，属于南亚地区。以现在理解的地域范围来看，乾隆皇帝当年屡屡题咏的痕都斯坦玉器应该统称为伊斯兰玉器。而他题咏的痕都斯坦玉器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南亚印度玉工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痕都斯坦玉器。因此，我们将南亚地区制作的玉器称为狭义的痕都斯坦玉器 5，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邓淑苹研究员称其为典型蒙兀儿帝国玉器。这一类玉器的纹饰多取材于自然界，诸如花叶、瓜果、羊头等，以坚硬而有韧性的各色玉料，描述花叶的柔嫩、瓜果的丰硕与动物的精硕。

到了十七世纪中叶，第五代帝王沙加罕在位时，蒙兀儿玉雕达到高峰。邓淑苹研究员认为，利用多层次的浅浮雕捕捉大自然的奇妙生机，抽绎各类花叶图像，从精致的重复中凝结出美、和谐与秩序的纹饰，是沙加罕时期玉雕的最大特征。6当然，痕都斯坦玉器也会使用 “浅浮雕多层次花叶纹” 和 “镶嵌金属丝与各色宝石” 装饰手法，或将这两种不同美感的手法有计划地施作于同一件容器上，但多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

痕都斯坦玉器是何时进入清代内廷的？乾隆帝在《咏痕都斯坦玉碗》中提到 ：“痕都斯坦更在拔达克山西南。自己卯平定回部后，彼处商人时持玉器来回疆售卖，始间有购得呈进者，盖四十年前所无之物也。” 7此诗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退回四十年即乾隆十六年（1751），这是上限。从上述乾隆皇帝的诗注理解，乾隆己卯是乾隆二十四年，即 1759 年，乾隆平定南北疆确实在那一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皇帝写过一篇题名为《天竺五印度考讹》的长文，洋洋洒洒 861 字。在这篇文章中，乾隆帝第一次对 “痕都斯坦”这个名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将考证文章镌刻在一函青玉册上〔图 2〕。8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一对玉盘被送进宫中。这对玉盘纹饰造型极为独特，与清宫以往的玉盘大为不同。整器琢为一个盛开的二十四瓣莲花形大盘，盘心琢一平展的莲花，底部琢作平展的三层八瓣花，盘外壁周饰宽大的莨苕叶纹。这是乾隆皇帝第一次认识来自印度的玉器，他十分感兴趣，进行一系列考证后，题诗、刻字。其中一件玉盘节录《天竺五印度考讹》810 字刻于盘面。另一件刻《题痕都斯坦双玉盘得十韵》，这可能是目前所见最早被直接冠以“痕都斯坦玉”的器物。据此推测，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间，肯定已有痕都斯坦玉器贡入宫廷。自此以后的几十年间，痕都斯坦玉器以各种方式源源不断进入宫廷，乾隆帝几乎每年都会为其题诗，并命玉工将诗文镌刻在器物上。

二 材质之疑

明代，朝廷重视玉石贸易之路的畅通，曾派专员去开通道路。新疆的玉石不仅从和田走向中国内地，也走向中亚帖木儿王朝。克拉维约说 ：“在撒马尔罕城内，有自和阗运来宝玉、玛瑙、珠货及各样珍贵首饰。和阗所产之货，具极名贵者，皆可求之于撒马尔罕市上。和阗之琢玉镶嵌之工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所不及。” 9 这一时期，贴木儿王朝出现了大量以和田玉制成的玉器，也就是乾隆皇帝所说的痕都斯坦玉器。

本文所述鱼式盒的材质却非来自新疆的和田玉，而是缅甸所产翡翠玉。翠浆白地，有丝絮状浅翠色带。器盒与盖由一整块翡翠原料对半剖开碾琢而成，颇为精巧。翡翠是一种辉石族矿物，主要成分为钠铝硅酸盐，地质矿物学界称其为硬玉，主要产于缅甸。翡翠的颜色有绿、红、紫、黑、黄、白、青及其混色。其中，绿色称为翠，含铬 ；红色称为翡，含氧化铁 ；紫色称为紫罗兰。人们多以色鲜而重者翡翠为贵。

在清宫档案中，所见翡翠之名始于雍正五年（1727）。档案记载：“二月十三日，御前太监王太平、刘希文、王守贵交来 ：松石珠三十八个、松石珠四十六个、红玛瑙数珠三串、五福石数珠一串、菜石数珠一串、砗磲数珠一串、穗子数珠一串、翡翠石数珠一串、假避风石数珠一串，以上九串无装严。” 10 此翡翠石即为缅甸产翡翠。雍正朝，翡翠多被成为翡翠石、云产石。雍正七年（1729），翡翠还被作为原材料收贮 ：“七月二十一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十六日太监张玉柱、王常贵交来 ：翡翠石大小八块、红白荆州玛瑙大小四块，传旨着交造办处收贮，有用处用，钦此。” 11 没隔几天，此翡翠石和玛瑙材料就奉旨照一件银匙样子做了勺匙粗坯呈览。

清代中晚期，翡翠逐渐受到皇家、贵族、富商、士绅的赏识与追捧，身价迅速上涨。以翡翠制成的扁方、戒环、簪、坠、镯、耳饰等饰品，其价格堪与和田玉价格比高低。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乾隆晚期至嘉庆初期，翡翠在京城内价值上扬的情况。他说：“云南翡翠玉，当时不以玉视之，不过如蓝天乾黄，强名以玉耳。今则以为珍玩，价远出真玉上矣……盖相距五六十年，物价不同已如此，况隔越数百年乎。” 12

地方官员向内廷贡入了不少翡翠器。据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贡档》中记载，十二月二十日，驳出长芦盐政西宁所进翡翠花觚成件 ；四月二十九日，江苏巡抚吴坛所进五月端午贡内有翡翠花觚一件，着西宁差人送往京城交与内务府大臣英廉 ；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二十六日，九江关监督额尔登布进翡翠暗花扳指二十六个，着伊差人（玉锦）送往京城交与内务府大臣英廉。13 故宫博物院现藏的清宫遗存翡翠器有八百多件，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收藏古代翡翠最多的博物馆。这些旧藏翡翠数量虽有限，但品种丰富，大体可以分为九类，即陈设类、器皿类、佩饰类、册宝类、祭法类、神像类、文玩类、用具类、镶嵌类，主要品种集中在陈设、器皿、佩饰、文玩四大类中。14

纵观故宫博物院现藏乾隆时期翡翠器，数量并不多，从颜色上来看，多为淡淡的绿色、紫色，更接近于软玉的颜色，与清中后期及清晚期王公贵族所喜好的鲜艳、亮丽的翠色大相径庭。故宫藏翡翠器中，带有年款的也不多。目前看到最早带有款识的是乾隆时期的两套双龙耳龙纹翡翠杯盘〔图 3〕。杯盘均为翡翠质，白地、冰种，带有绿翠色及红翡色。杯敞口，螭耳，杯身阴刻双龙纹 ；盘呈莲瓣式，每瓣均刻螭纹，盘面雕二龙戏珠纹。杯及盘底部阴刻 “乾隆年制” 篆书款。此杯盘为乾隆皇帝御用酒具，也用于陈设。

乾隆皇帝爱玉成痴，一生题咏玉器诗文多达八百余首，却没有一首是专为翡翠器题咏的。有学者梳理了乾隆时期的翡翠器，仅有极少数镌刻有乾隆御题诗。这些刻诗的翡翠器多为册页，质地多以白色翡翠为主，部分带有翠色，所刻多为乾隆皇帝撰写的文章，如《御制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论》《御制知者乐仁者寿论》《御制一日二日万几论》《御制作威作福论》等等。15唯一的一件皇帝专为本器物题诗的翡翠鱼式盒，还被乾隆皇帝错认为是痕都斯坦玉器。

从上图〔图 4〕可以看出，这件翡翠鱼式盒的翠料为白地，只在局部带有少许绿色，质地细腻，与新疆和田白玉颇为相似，故而，有极大的可能是乾隆帝错认了材质。

三 工艺之疑

清朝初年，造办处玉作是清廷唯一的制玉机构，后来逐渐被如意馆、启祥宫替代。到了乾隆时期，内廷有玉作、如意馆、启祥宫三家制玉作坊，京外则有皇帝亲自指定的八处制玉机构，包括苏州、扬州、天津、杭州、九江、江宁、淮安、凤阳，统称京外 “八处”。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准、回二部以后，新疆玉石开始按春秋两季供应朝廷。玉器制作量猛增，内廷玉匠人手明显不足，开始从地方选派匠役。从档案记载可以看出，每隔几年宫廷就会向苏州织造征调一批玉匠。据不完全统计，乾隆时期，造办处从苏州征调的玉匠多达十八批次，近四十人，而实际征调的批次和人数肯定比这还要多。16

苏州织造为造办处如意馆提供了人数众多的著名玉匠，包括从碾玉刻字到烧古的全套玉匠。在为内廷加工玉器时，苏州玉匠分工细致而严密，具体分为锯料、打钻、做坯、做细、光玉、刻字、烧古等多个专业。乾隆时期，宫廷制作的每一件玉器，都必须经过皇帝的同意。从玉石样料、颜色大小、设计样式、规定等级、放置何处、配置包装，甚至时间要求等，乾隆皇帝都要亲自过问，批准后才能承做。此外，宫廷制玉还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做一件玉器，大致需要经过选料、画样、锯料、打钻、做胚、做细、光玉、刻款等过程。所谓选料、画样就是玉工依照玉料的形状、色泽等特质，构思适当的造型，并画成纸样。纸样完成后必须呈进，奉旨准做后始能开工琢制 17。

苏州玉匠主要集中在专诸巷，造办处会调苏州玉匠进京，主要是因为专诸巷玉工在全国首屈一指，技术“精炼”，而北京刻手 “草率”。乾隆帝曾有诗言 “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苏州玉工多居专诸巷，世其业”18。有学者总结，专诸巷碾玉有如下特点 19：

1. 玉质柔和莹润，光滑平整。通过对玉料反复琢磨、抛光，消除玉料表面坚硬清冷的外皮，显露玉的内在美。
2. 立体器物或玉佩之属，造型优美别致，轮廓清晰。图案线条的运用刚柔并济，不拖泥带水。
3. 胎薄体轻的作品，厚薄均匀，柔和自然。专诸巷玉工控制此种技术得心应手，充分显示出其高超的琢玉功力。
4. 玲珑剔透的作品，工艺奇巧。镂空、活环、套链等琢玉技术的处理，工于设计，常使方寸小玉，展阔数寸。纹饰上下起伏数层，具有很好的透视。

清乾隆时期，由于皇帝对痕都斯坦玉器钟爱有加，为了迎合帝王的喜好，地方官员四处访求，刺激了苏州、新疆等地仿品的制作，制玉行业中出现了仿制痕都斯坦玉器的小热潮。从已知的故宫现存藏品及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来看，这个数字并不小。这些仿品，玉料、工艺参差不齐，造型、风格具有浓厚的中国风，又极力模仿痕都斯坦玉器的纹饰与风格，亦中亦西。

如这件青玉花耳衔活环洗〔图 5〕，在档案中记载为 “青玉葵耳双环小洗一件”20。圆形，圈足，内壁近口沿处阴刻两周乾隆五十七年（1792）御题诗《题痕都斯坦玉盂》21。镂雕两支花束为玉洗双耳，花枝上雕花卉一朵，各镶嵌一颗红色宝石为花蕊。两只花式耳上的一片花叶内卷，各衔活环一。玉洗外壁口沿及近足处周饰莨苕叶，中部雕两束花枝，花枝上有一大二小三朵花卉，似为莲花，中间大朵花卉的花蕊琢为如意云形。每个花瓣与叶片都依花叶之形磨成圆形或椭圆形的凹窝，采用了 “浅杓雕技术 shallow scooping technique”。22 器底琢为一朵平展的罂粟花，四片花瓣交叉覆迭。此件青玉洗上所饰莨苕叶纹及罂粟花底具有印度莫卧儿王朝玉器风格，以 “浅杓雕技术” 雕琢而成的花叶则具有鄂图曼帝国玉器风格，而玉洗上的花耳衔活环、如意云纹又具有典型的中国玉器元素。连乾隆皇帝在诗注中都有此感叹，“痕都斯坦玉工以水磨治玉，制绝精巧，向每有咏，但尝所见者式样与内地多有不同。而此盂则似窃中华之式，两耳有环，下为三足，竟与《西清古鉴》周丁亥盘汉兽环洗形制相仿，而通体镌镂花叶，层迭隐互，其薄如纸，益加精巧。” 这件玉洗融合了三种不同的风格与元素，笔者认为，它是一件典型的中国玉工仿痕都斯坦玉器的作品。但制作此玉洗的玉工应该是对痕都斯坦玉器的风格与制作工艺较为熟悉，所以，虽然其显得杂糅、繁复，但仍不失为仿品中的精巧之作。

本文所述翡翠鱼式盒，整体造型优美，雕工精致，运用了阴刻、阳起、圆雕等多种琢制技法。鱼鳞部分，大量运用阳起线条，增强鱼的立体感和写实感。鱼鳃处以深锯齿状纹表现，鱼尾处以浅锯齿状纹来表现，鱼鳍则以浮雕和阴刻的技法加以美化和表现。这些技法的运用以及所呈现的效果，均可证明这件器物出自苏州专诸巷玉工 23，而非印度玉工作品。

四 造型之疑

鱼的存在历史早于人类。人类产生以后，尤其是在农业发明以前，鱼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辽宁省阜新胡头沟墓地出土的绿松石材质的鱼形饰物〔图 6〕可知，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先民就开始以玉石为材料，打磨成为鱼形饰品，进行佩戴。这件绿松石鱼形饰呈片状，头、尾、鳍俱全，以头部的单钻孔为目，形态自然。浙江余杭反山墓地亦出土了一件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鱼〔图 7〕，鱼身刻有阴线，尾鳍分叉，造型逼真。新石器时代，玉鱼数量不多，但南北两个不同区域出土的鱼形佩，是玉鱼时代最早的例证。24

鱼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纹饰。因 “鱼” 与 “余” “裕” 谐音，在古人的心目中，鱼成为一种祥瑞。后人多以鱼为饰，寓意富足有余。《史记·周本纪》说周有鸟、鱼之瑞。又《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五引《风俗通》曰：“伯鱼之生，适用馈孔子鱼者，嘉以为瑞，故名鲤，字伯鱼。” 25 汉代画像石中，鱼纹大多为鲤鱼，并常常与龙、凤同处一画。同时，鱼具有生殖繁盛、多子多孙的祝福含义。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载：“元丰中 , 官制行 , 上欲宠嘉、岐二王，乃诏赐方团玉带，着为朝仪。先是乘舆玉带皆排方，故以方团别之。二王力辞，乞宝藏于家而不服用，不许。乃请加佩金鱼，遂诏以玉鱼赐之。亲王玉带佩玉鱼自此始。” 26

玉鱼在商、西周时期曾一度流行，呈扁平状，形态薄小、平直，作为佩饰。其后一度消亡不见。宋代开始又复多见，并且在辽、金、元、明各时代均颇为流行，出土、传世均有所见，姿态各异，各具特色。到了清代，鱼形玉质饰物数量巨大，大多玉质莹润，琢制精细，器形浑圆，造型生动，兼具装饰性和实用性，不仅作为佩饰随身佩戴，亦可作为室内陈设。造型上，常有鳜鱼、鲤鱼、鲶鱼等，亦有单鱼、对称鱼、多鱼等多种组合形式，且通常与水纹、莲纹和水草纹等共同出现。如这件青玉镂雕双鱼香囊〔图 8〕，整器镂空圆雕双鱼形，由两条呈半弧形玉鱼合并而成，鱼的背鳍朝外为器的边缘，鱼腹部拼合在一起成为完整的香囊 , 器身满雕鱼鳞形透孔，鱼口和鱼尾各有一孔，可穿系丝穗。此器做工精湛，造型新颖，镂空雕作，内可放置鲜花或香料，男女均可佩戴。

十六世纪初，一群外族人南下来到印度。1526 年，帖木儿皇室后代巴布尔（Babur）入侵北印度，建立蒙兀儿帝国。巴布尔的父系来自帖木儿，母系则来自蒙古成吉思汗。在波斯语中，【蒙古 Mongal】就称为【蒙兀儿 Mughal】。这些外族人，是来自北方的骁勇、彪悍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鱼的钟爱不同，他们对羊、或是充满力量的战马、鹘（海东青，一种小而健的猛禽）、大雁、猛虎等动物更为热爱。从目前所见的南亚地区痕都斯坦玉器动物纹饰看，多为羊、马、狮几种造型和纹饰，从未见鱼的造型纹饰。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墨玉碗〔图 9〕，是院藏伊斯兰玉器中极为少见的以动物为题材的玉器。碗外壁饰四组首部相对的四种动物—马、孔雀、象、驴 ；碗内壁近底处阴刻三尾鱼，绕成一周。这件墨玉碗兼具了中国、中亚、西亚及南亚玉器的特征。玉碗的器形似中国传统玉碗，但底足更为低矮，表面阴刻线内饰金，是帖木儿王朝以及早期伊朗玉器的特征。对鸟、对兽的图案设计，在西域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对唐代影响深远，尤其体现在金银器上。俯仰莨苕叶纹或受莫卧儿王朝玉器影响，但仍保留西亚地区缠枝花卉纹的特征。总体而言，这件墨玉碗上古朴、粗率的禽鸟、动物、水族图案，以及所用的阴刻、浅浮雕工艺，均使人联想到中亚西部玉器。因此，此器很可能是 17 世纪以后中亚西部的玉工作品，而非痕都斯坦玉器。27 这是目前所知两岸故宫藏伊斯兰玉器中唯一一件以鱼纹为饰的器物。

如上所述，中华鱼文化源远流长，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先民就已佩戴以玉山打磨而成的鱼形饰品，发展到清代，鱼的造型与图案愈加丰富。受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中原玉鱼造型多以鳜鱼、鲤鱼、鲶鱼为主，比较具象，如本文所述翡翠鱼式盒，雕工精美，鱼鳞细致，背鳍呈锯齿状。而墨玉碗上的鱼纹则更为古朴，鱼鳞粗率，鱼唇细长，尾鳍分叉细长，整体纹饰更为简洁，尚不能确定是哪种鱼类。因目前尚未发现单独以鱼类造型出现的痕都斯坦玉器，故而从造型上也推翻了乾隆帝认为鱼式盒乃痕都斯坦玉器的结论。

五 科学仪器检测佐证

前文曾讲到，痕都斯坦玉器多被施以 “浅浮雕多层次花叶纹” 和 “镶嵌金属丝与各色宝石” 装饰手法。尽管鱼式盒的鱼首、鱼尾及玉鳍处镶嵌了红色宝石，鱼目亦镶嵌翠与珍珠，似乎符合痕玉 “镶嵌金属丝与各色宝石” 的装饰手法，但亦不能成为其属于痕都斯坦玉器的证明。关于宝石镶嵌的问题，以鱼式盒上的宝石〔图 10〕作为观察对象。通过 30 倍放大镜观察，脱落的嵌件样品为深红色随形弧面宝石、部分宝石有钻孔，透明度高，表面呈亮玻璃光泽，内部有包裹体和裂隙。文保科技部的罗涵和孔艳菊两位研究人员使用便携拉曼光谱仪对鱼式盒的主体材质及其上镶嵌的宝石进行了无损检测研究。

受库房条件限制，仅检测了 3 粒脱落的宝石样品和 5 粒随机选取的未脱落的宝石样品。所使用的设备为美国 Bwtek 公司生产的 Iraman-plus 型便携拉曼光谱仪，其激光波长为 785nm，分辨率为 3.5cm-1，扫描范围为 200-3200cm-1。根据拉曼光谱图〔图 11〕可知，文物主体材质为翡翠，特征谱峰为 380cm-1、704 cm-1、1044 cm-1、1319 cm-1。获得检测数据的宝石有尖晶石和红宝石两个品种，宝石底部垫有混合了辰砂粉末的块状胶结物。尖晶石的特征峰为 412 cm-1、670 cm-1、771 cm-1，红宝石的特征峰为 417 cm-1、641 cm-1，辰砂矿物的特征峰为258 cm-1、348 cm-1。在宝石底部使用辰砂矿物进行垫色，推测是用于粘接和增强宝石的颜色饱和度。目前为止，笔者未曾在痕玉的宝石镶嵌上发现使用辰砂垫色的做法。

 

六 结 论

从上文可知，此件翡翠鱼式盒的材质为来自缅甸的翡翠，琢制工艺乃典型的苏州工，形制是受农耕民族影响下的中国传统鱼纹造型，完全排除了其为痕都斯坦玉器的可能。至于此件鱼式盒是苏州玉匠在新疆制作后贡入宫廷28，还是在苏州当地制作完成运回新疆，再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宫廷，已无法考证。笔者查阅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相关档案，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线索，奈何未果。

以往贡入宫廷的痕都斯坦玉器中以碗、盘等造型居多，乾隆皇帝已司空见惯，突然得见这么一件精制、逼真的玉鱼，认为其颇为别样、奇巧。他虽然也对精于制作碗、盘的痕玉突然出现一只玉鱼感到疑惑，却没有进行详细考证，也没有识别出此鱼的鳞、鳍和尾制作工艺均出自苏州专诸巷玉工，尤其忽略了痕都斯坦玉器中从不见翡翠这一事实，而是草草将其定为痕玉。就是这件翡翠鱼式盒，让爱玉、藏玉并自诩懂玉的乾隆皇帝犯了一个大错误。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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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1 摘自网络版《清宫陈设档》，第 38129 页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四编，第一册，遂初堂部分。
• 2 此件翡翠鱼式盒为故宫博物院一级甲珍品文物，现陈列于珍宝馆展厅。
• 3 章乃炜等编 ：《清宫述闻》，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第 710 页。
• 4 《咏痕都斯坦玉鱼》，《御制诗集》，五集，卷五十六，《钦定四库全书 • 集部 • 别集类 • 清代》。
• 5 本文所称痕都斯坦玉器，即为狭义的痕都斯坦玉器。
• 6 邓淑苹 ：《越过昆仑山的珍宝—院藏伊斯兰玉器特展》，台北 “故宫博物院”，2015 年，第 83 页。
• 7 《御制诗集》，五集，卷六十三，《钦定四库全书 • 集部 • 别集类 • 清代》。
• 8 徐琳 ：《故宫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述略》，《域外神工—故宫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故宫博物院、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编，故宫出版社，2018 年，第 8、9 页。
• 9 [ 土耳其 ] 奥玛 • 李查译，杨兆钧转译 ：《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57 年，第 57 页。
•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以下简称《总汇》），第二册，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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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清 ]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下册，卷一六《姑妄听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3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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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徐琳 ：《清代宫廷中的翡翠》，《紫禁城》，2018 年第 5 期，总第 280 期，第 88、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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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杨伯达 ：《清代宫廷玉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 年，第 1 期，第 53、54 页。
• 18《题和阗玉镂九鹌鹑小屏》，《御制诗集》，四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 • 集部 • 别集类 • 清代》。
• 19 小洁 ：《清代不同地区的琢玉特征》，《艺术市场》，2003 年，第 20 页。
• 20 摘自网络版《清宫陈设档》第 38454 页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四编，第三册，颐和轩部分。
• 21 《御制诗集》，五集，卷七十九，《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清代》。
• 22 “浅杓雕技术” 是伦敦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 V&A）前印度艺术部主任斯喀尔顿先生（Mr. Robert
  Skelton）提出的鄂图曼帝国玉器四项特征中的第一项，邓淑苹研究员在斯喀尔顿先生的基础上补充至七项。邓淑苹 ：《国色天香—伊斯兰玉器》，国立故宫博物院，2007 年，第 174 页。
• 23 杨伯达 ：《清乾隆帝玉器观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 年第 4 期，第 69 页。
• 24 杨进萍 ：《话说玉鱼》，《收藏家》，2005 年 07 期，第 29 页。
• 25 《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五，《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 26 《石林燕语》，卷七，《钦定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
• 27 许晓东主编 ：《仙工奇制—故宫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精品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2015 年，第 110 页。
• 28 关于江南玉工在新疆仿制痕都斯坦玉器的情况，邓淑苹研究员在《国色天香—伊斯兰玉器》一书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