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汉印/晋印 凤鸟钮/朱雀钮 阴刻篆字 “晋郡胡王” 官印

凤鸟青铜 汉印

Description

青铜汉印 凤鸟钮 阴刻篆字 “晋郡胡王” 官印

篆字印文”晋郡胡王“

北方胡族 (五胡:氐、羌、鲜卑、羯、匈奴)乱华时期,羯人 建立了后赵政权。后赵太祖武皇帝 石虎 、石季龙是第三位皇帝
北方胡族 (五胡:氐 Dī、羌、鲜卑、羯 Jié 、匈奴)乱华时期,羯人建立了后赵政权。后赵太祖武皇帝 石虎 、石季龙是第三位皇帝

此印可能是“后赵(胡王)”归顺“晋武帝”后掌管后赵地区的“晋郡”官印。

“晋郡胡王” 西晋铜印
西晋铜印 四字阴文 “晋郡胡王”
“晋郡胡王” 西晋铜印
西晋铜印 四字阴文 “晋郡胡王”
凤鸟钮青铜 汉印 西晋铜印
凤鸟钮青铜 汉印 西晋铜印

参考: 國立故宮博物院 晉 「親晉王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 晉 「親晉王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 晉 「親晉王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 晉 「親晉王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 晉 「親晉王印」

資料類型:銅器、金屬器
描述:鎏金駝鈕,鎏金已剩殘痕,是環繞中原的邊區外族首領印信。方面銅印,印面鑄篆體印文「親晉王印」四字,做白文二行,無邊,筆畫細長,字體工整,為受晉封王之外族首領印信。本印置於清乾隆朝「金薤留珍」之五篋其中「壁」屜之中,「金薤留珍」乃乾隆朝時將內府所收的前代印記整理編次而成;包含銅官印221件,私印1070件,共1291件,存放於「東」、「壁」、「圖」、「書」、「府」五個黑地金漆龍紋屜匣中,並依各櫃所藏編製印譜。印譜目錄編次方式以官印為始,繼以私印,可能是承襲明顧從德《集古印譜》之編目方法。
日期:265 A.D.-420 A.D.
格式:長2.3公分

參考:北京华夏藏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1春季拍卖会 > 艺术品 铜镜专场
LOT号: *0645 “晋归义胡王”金印

 “晋归义胡王”金印
“晋归义胡王”金印

拍品信息
作者 —
尺寸 印面边长23×23mm;通高27mm;重98.2g
作品分类 工艺品杂项>笔墨纸砚
创作年代 暂无
估价 RMB  200,000-500,000
成交价 RMB  483,000HKD  577,061USD  72,450EUR  53,130
专场 艺术品 铜镜专场
拍卖时间 2011-06-10
拍卖公司 北京华夏藏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会 2011春季拍卖会
说明 金质方形马钮,印文为“晋归义胡王”。此印文布局严整稳重,字迹规正刚健,造型古朴简练,极为少见。

参考:JADE日本美协拍卖
2012年春季拍卖会
盛世吉金-中国古代青铜器、佛像
LOT号: 0314 汉 亲晋王印 银龟纽官印

汉 亲晋王印 银龟纽官印
汉 亲晋王印 银龟纽官印

拍品信息
作者 —
尺寸 宽2.4cm
作品分类 工艺品杂项>笔墨纸砚
创作年代 汉
估价 RMB  24,000-24,000
成交价 未提供
专场 盛世吉金-中国古代青铜器、佛像
拍卖时间 2012-05-03
拍卖公司 JADE日本美协拍卖已开通官网
拍卖会 2012年春季拍卖会

参考:国家历史博物馆
晋 西晋印章

青铜印上有兽形钮,印面方形,印文为阴文“亲晋胡王”四字。
青铜印上有兽形钮,印面方形,印文为阴文“亲晋胡王”四字。

印面边长2.5厘米

青铜印上有兽形钮,印面方形,印文为阴文“亲晋胡王”四字。
青铜印上有兽形钮,印面方形,印文为阴文“亲晋胡王”四字。

这件青铜印上有兽形钮,印面方形,印文为阴文“亲晋胡王”四字。

在古代中国,“胡”指匈奴,匈奴是先秦以来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民族,从战国开始,不断进行战争兼并,建立了拥有整个北方草原地区的强大政权。东汉初年,一部分匈奴人南迁依附东汉政权,成为南匈奴人,被安置在北部塞内边郡。公元91年东汉军队对北方草原的匈奴发动进攻,许多匈奴人向西迁徙。迫于鲜卑人的进攻,南迁的匈奴人又向南迁徙到黄土高原北部。东汉末年,曹操看到南迁的匈奴人口增加,力量壮大,就把他们分成五部,安置于汾水流域。西晋初年,留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部落分四次内附,被西晋政府安置在塞内地区。

南迁的匈奴人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匈奴最高首领号单于,下设左贤王、右贤王等。此印章应是西晋政权颁发给这些匈奴王的。( 撰文:邵小萌 )

参考:中國嘉德(香港)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2020 秋季拍賣
觀古II — 玉器金石文房藝術
899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銅鎏金朱雀燈(西漢)

19.2 cm (7 1/2 in.) high

朱雀在古代傳說中是百鳥之王,是人們美德的象徵,它具有能歌善舞的靈性和高貴的生活習慣,可給人間帶來吉祥。在漢代朱雀是四神之一,通常被雕刻在畫像石墓的門扇上,成為保護死者的神物,吉祥的預兆,也有希望墓主人死後成仙,早日飛升上天的寓意。

銅朱雀燈,通體鎏金,金光閃閃。朱雀昂首翹尾,嘴銜燈盤,作展翅欲飛狀。底座作腳爪狀,它不僅是與上面燈盤相配合,起著穩定的作用,而且更顯示出朱雀鳥威武的雄姿。燈盤、朱雀和盤龍三部分,系分別鑄成後再接鑄在一起的,朱雀的嘴部和足部均留有接鑄的痕跡。此燈造型優美,形象生動,而又厚重平穩,是一件既實用、又美觀的燈具珍品。
來源:台灣私人珍藏,20世紀90年代購於台北

估價 :
HKD: 400,000 – 600,000
USD: 51,600 – 77,400

成交價:
HKD: 472,000

参考:西泠拍卖 宋 金制龙凤纹盖饰 (一对)

西泠拍卖 宋 金制龙凤纹盖饰
西泠拍卖 宋 金制龙凤纹盖饰

图录号:3474
宋 金制龙凤纹盖饰 (一对) 1.高8.5cm;重60g;2.高10cm;重66g
拍卖信息
图录号: 3474年代: 宋艺术家: –材质:
作品分类:
尺寸: 1.高8.5cm;重60g;2.高10cm;重66g
估价: 120,000-300,000
拍卖会名称: 2019秋季十五周年拍卖会
专场名称: 幽赏未已·古玩杂件专场
拍卖时间: 2019年12月13日-16日
备注:
声 明: 说明:宋代金银器种类繁多,以生活器皿最为多见,其使用者主要是皇室成员或地位显赫的贵族。此盖饰一边黄龙蜿蜒腾飞,神态威猛,另一边金凤展翅飞翔,姿态优美。整组器物金碧辉煌,深具帝王风范与华丽富贵之气息,且寓意龙凤呈祥、富贵荣华。
数量:2

参考:平度市博物馆馆藏 西汉鎏金铜凤鸟

西汉鎏金铜凤鸟
西汉鎏金铜凤鸟
西汉鎏金铜凤鸟
西汉鎏金铜凤鸟
西汉鎏金铜凤鸟
西汉鎏金铜凤鸟

时代:西汉
质地:铜
级别:一级
质量:2.15kg
尺寸:通长16厘米 通宽6厘米
具体尺寸:高*宽*厚:15*6*2

平度市博物馆馆藏 西汉鎏金铜凤鸟
平度市博物馆馆藏 西汉鎏金铜凤鸟
平度市博物馆馆藏 西汉鎏金铜凤鸟
平度市博物馆馆藏 西汉鎏金铜凤鸟
平度市博物馆馆藏 西汉鎏金铜凤鸟
平度市博物馆馆藏 西汉鎏金铜凤鸟

时代:西汉
质地:铜
级别:一级
质量:1.137kg
具体尺寸:高*宽*厚:17*13*6
器物介绍
两件西汉鎏金铜凤鸟,2003年出土于六曲山汉墓。凤鸟站立式,高扬头冠,挺胸,羽翅开张,尖喙下弯如鹰嘴,圜眼突出,嗉部饱满,两羽饰多条棱型 花纹,两腿开档,粗壮有力,爪部平底。背部有两卯。此凤鸟饰件应是木质器座上的构件。

凤鸟为青铜鎏金 ,光彩夺目。鎏金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又叫火镀金、烧金、汞镀金。当器物被鎏金后,除具有代表权势、长寿、富贵、华美的含义外,更重要的是器物鎏金的部分被有效地保护起来,防止了各种污染物的侵蚀。六曲山汉墓出土的鎏金凤鸟为青铜鎏金,虽历经两千余年,依然保持了光彩夺目的金黄色光泽。凤鸟线条简约,造型粗放,古朴大气,制作精美,具有帝王气派,被誉为国宝。

凤鸟,即凤凰, 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百鸟之王。凤凰,雄称“凤”,雌称“凰”,通称为“凤”或“凤凰”,为四灵之一。《诗经·玄鸟》:“天生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即指凤凰。商代把凤鸟作为图腾崇拜,尊为风神。甲骨文“凤”字常见,其字形象一只高冠而有着丰满羽毛的瑞鸟。汉代时期的朱雀纹饰,为商代凤鸟的变形和演化,凤鸟纹饰往往呈对鸟的形式出现,并主要作为贵族女性的象征被大量使用。

参考:河北博物院藏 铜朱雀衔环杯

河北博物院藏 铜朱雀衔环杯
河北博物院藏 铜朱雀衔环杯

西汉铜朱雀衔环杯满城汉中山靖王墓出土

朱雀昂首翘尾,嘴衔灯盘,栖于盘龙造型灯座之上,龙首为上扬状而朱雀展翅若飞,喙衔环形凹槽状灯盘,盘内分为三格,每格各有一烛钎。

参考:Ancient Art & Numismatics
Western Han Chinese Gilded Bronze Ornament in the Form of a Mythical Animal with Glass Inlay
Bronze with glass inlay, 3rd-1st century B.C.E.

Western Han Chinese Gilded Bronze Ornament in the Form of a Mythical Animal with Glass Inlay
Western Han Chinese Gilded Bronze Ornament in the Form of a Mythical Animal with Glass Inlay

H. 10.2 cm.

This gilt bronze animal is created in an S-curved shape from the tip of the beak to the chest and body, through its head and neck. It also has a loop formed by the contour of its back and curling wings. The tail, extending from the abdomen, creates another S-curve. Its legs, extending from the front of the body back under the wings, suggest a strong, muscular beast’s hind legs with sharp claws. At the root of the tail, a fan-shaped supporting leg is attached. Pieces of greenish blue glass are inlaid at the top of the head, chest, shoulders and fan-shaped leg. At the eyeholes, neck, and both sides of the tail, there are empty holes, probably once similarly inlaid.

This animal, reminiscent of ornaments in the shape of a phoenix on the li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ronze vessels, has the head of a phoenix, a beast’s hind legs and symbolic small wings. Some elements are similar to features of the mythical griffin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which has the head of a vulture and the body of a beast. Foreign mythical creatures imported by way of the Northern Nomad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ere adopted into literary Chinese traditions as auspicious signs. Chinese artisans, on the other hand, learned the foreign elements, which had been unknown till then, through manufacturing ornaments such as belt hooks for the northern tribes in the process of trading with them.

Contemporary examples similar to this piece can be seen in the Calon da Collection, a roundel including a vulture-headed creature with beast’s body and forefeet with hoofs;–1 and also in the P. Uldry collection, a stylized vulture-shaped ornament with a beast’s hind legs.–2 The line of the latter, from its head to the tail through the body, is similar to the line of this piece.

This piece was cast in the lost-wax method, and some rectangular chaplets are found at the left side of the neck, the right side of the face and the back of the tail. At the bottom of the body, there is a rectangular hole, which is thought to have served for attaching the piece to something else. On the bottom of the supporting foot, a Chinese character has been incised which can be read as ‘gong’ (fig. 1).

Text and image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Miho Museum.

参考:苏富比隆重呈现Stephen Junkunc III 旧藏

东周至汉 铜错金银朱雀形饰

东周至汉 铜错金银朱雀形饰
东周至汉 铜错金银朱雀形饰
东周至汉 铜错金银朱雀形饰
东周至汉 铜错金银朱雀形饰
东周至汉 铜错金银朱雀形饰
东周至汉 铜错金银朱雀形饰

估价:30,000 — 50,000 美元

本品器型独特,纹饰华丽,此类铜错金银饰极其珍罕,多数为装饰用,观察背面钩环可知。据记载,现存仅只一例,或与本品成对,据载发现于洛阳,售于Hôtel Drouot,巴黎,1952年12月4日,编号41(图一)。

 

参考:商代 凤鸟纹样

商代 凤鸟纹样
商代 凤鸟纹样

参考:深圳望野博物馆 汉青铜四灵朱雀承盘博山式香薰

深圳望野博物馆 汉青铜四灵朱雀承盘博山式香薰
深圳望野博物馆 汉青铜四灵朱雀承盘博山式香薰

汉代。
通高17.3厘米,盘径15厘米,薰口径6.2厘米。
青铜铸造,此承盘博山式薰炉,工艺精巧构思奇绝,是汉代青铜工匠难得一见的佳作。

参考:香港博物馆,凤鸟青铜壶铜锺

铜锺,又称铜壶,古代盛酒或粮食的器具,又是一种量器。

This bronze "zhong" is designed to hold alcohol. Photo: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This bronze “zhong” is designed to hold alcohol. Photo: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参考:战国,凤钮
印面7.5×8mm,高27.4mm

战国,凤钮
战国,凤钮
战国,凤钮
战国,凤钮
战国,凤钮
战国,凤钮

参考:洛阳博物馆收藏 晋归义胡王金印

洛阳博物馆收藏 晋归义胡王金印
洛阳博物馆收藏 “晋归义胡王金印”
洛阳博物馆收藏 “晋归义胡王金印”
洛阳博物馆收藏 “晋归义胡王金印”

晋归义胡王金印所属西晋时期金银器之一,四十年代孟津商人到甘肃从古董商手中购得,洛阳博物馆收藏。

【类别】:金银器
【年代】:西晋时期
【规格】:通高2.60厘米,长、宽各2.20厘米。重83.2克,含金量70%。
【文物原属】:四十年代孟津商人到甘肃从古董商手中购得

藏品介绍

“晋归义胡王”金印,该印面呈正方形,凿刻白文篆书“晋归义胡王”五字,印钮作驼形。

匈奴。从这枚印在甘肃得来,所指胡王应当为晋帝所封得居住在凉州的匈奴首领。据文献记载,晋时匈奴归义之事皆发生在晋武帝时,故此印应为晋初武帝时之物,并由此得知这也是晋朝廷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建立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以减少边疆战争的一种具体措施。印钮作驼形也是继承自汉代以来对少数民族首领分封赏印多以驼、羊为钮的传统习惯。

金印赏析

“晋归义胡王”金印,此印文布局严整稳重,字迹规正刚健,造型古朴简练,也是严格继承汉印风格的典型,时我国古代玺印中的佳作。同时,为研究我国古代篆刻和造型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参考: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晋 “晋归义羌王”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晋 "晋归义羌王"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晋 “晋归义羌王”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晋 "晋归义羌王"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晋 “晋归义羌王”

这枚金印应是晋朝廷颁赐给归顺晋朝的羌王印绶。。

金质,驼钮,正方形印面,篆书阴文“晋归义羌王”五字。

参考:甘肃省博物馆藏
西晋 “晋归义羌侯”

甘肃省博物馆藏 西晋 “晋归义羌侯”
甘肃省博物馆藏
西晋 “晋归义羌侯”

印面2.3cm×2.3cm 高3cm ,重94g

1959年甘肃西和采集,金质驼钮,印面呈正方形,阴刻小篆“晋归义羌侯”五字,该印当为西晋朝廷册封并颁发给羌人首领的印信。

参考:上海博物馆藏印章
晋归义氐Dī王印金印

上海博物馆藏印章 晋归义氐王印金印
上海博物馆藏印章
晋归义氐Dī王印金印
上海博物馆藏印章 晋归义氐王印金印
上海博物馆藏印章
晋归义氐王印金印
上海博物馆藏印章 晋归义氐王印金印
上海博物馆藏印章
晋归义氐王印金印
上海博物馆藏印章 晋归义氐王印金印
上海博物馆藏印章
晋归义氐王印金印

年代:西晋
尺寸:纵2.25cm,横2.15cm,高3.2cm
质地:黄金

晋归义氐王金印 晋
金质,驼钮

纵2.25厘米,横2.15厘米,高3.2厘米,重88.5克

这方“晋归义氐(dī)王”金印,是西晋王朝颁发给氐族首领的官印。汉晋时期,中原朝廷对归附或臣服的边远民族首领,赐以“归义”王、侯、君、长的封号和相应的印章。王的规格最高,所以颁给金印。传世汉晋金印少见,因此显得十分珍贵。

此金印重达87.5克,凿刻而成,线条犀利明快,布局跌宕起伏,可谓“疏可走马、密不容针”,是汉晋凿印的代表作。

“归义侯”金印:方寸之间看民族交融

"晋鲜卑归义侯"
“晋鲜卑归义侯”

晋代继承自汉代以来对少数民族首领分封赏印多以驼、羊为钮的传统习惯。根据其部落的势力和地盘等的大小,分别任命为王、侯、邑长等,这枚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鲜卑族首领的印信。西晋王朝国力不足,对众多游牧民族采用分封的怀柔政策。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出土的窖藏金银器中,先后发现”晋鲜卑归义侯”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等金印。印中的”归义”、”率善”等字样都反映了这一史实。鲜卑的驼纹,均为双峰驼,可能因为印纽空间的关系,极少表现驼峰,但会表现驼脖子上的鬃毛。最具特征骆驼的小耳朵也并不会向正前立起。从鲜卑金印印纽动物形象看,有神兽鬃毛,和猫科动物的头部和前立的大耳朵、短吻,短颈,鼻孔,凶悍的眼睛均在脸部正面,神兽的创作元素大于骆驼的元素。

晋朝皇帝颁发给氐族、匈奴、羌族等首领颁发的金印,均具有骆驼的典型特征,曲颈和前后鬃,侧倾的小耳朵,弧形的头部轮廓和温顺的气息均指向为骆驼。赏赐给匈奴王和羌族首领的金印,甚至有驼峰。可见,金印的钮兽,并没有统一的形象。也有可能鲜卑的印纽受到了神兽图腾的影响。

原标题:“归义侯”金印:方寸之间看民族交融

古代的官印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君王授予官位的一种凭证,功能类似于现在的公章。

印章虽小,却代表着一种权利、一种约定、一种信任、一种职责,通过考证可以了解当时的官吏制度、行政地域设置、社会文化形态和民俗文化等等信息。

出土于凉城县小坝子滩遗址的两枚“归义侯”金印,身上就携带了这些文化信息,对于我们了解西晋时期的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印所散发出的金属光芒,经过千年轮转并未褪色,它们就像两枚金色钥匙,帮助我们开启寻找“归义侯”的大门。

  同一遗址发现两部族金印

1956年,在内蒙古凉城县西北25公里处的小坝子滩村发现了一处金银器窖藏,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以及“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等,还有多件具有拓跋鲜卑特点的金饰牌。

奇特的是,最受瞩目的“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乌丸归义侯”金印虽然同出于一个窖藏,却分别属于两个部族——鲜卑和乌桓。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印体扁方形,印纽呈卧驼状,昂首前视,体刻兽毛。印面阴刻“晋鲜卑归义侯”6个字,篆书。长2.5厘米,高2.6厘米。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印体扁方形,印纽作卧驼状,昂首前视,体刻兽毛。印面阴刻“晋乌丸归义侯”6个字,篆书。长2.3、高2.8厘米。

仔细研究这两枚金印的基本信息,能够发现许多共同之处:名称相似,都为“归义侯”;外形相似,都呈卧驼状;字体一致,都是用篆书所写。

这不禁引发人们的好奇,不同部族的金印为什么会出现在同一个遗址?形制为何如此相似?关于产生金印的那个年代,一定发生了一些不被知晓的交往历史。

  经过专家学者多年的研究,这个谜题被解开了。

“从两枚金印的发掘地来看,凉城小坝子滩位于内蒙古中南部,在阴山支脉蛮汗山山麓,历史上就是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活动的地区,距离鲜卑拓跋部的活动中心甚近。”内蒙博物院研究员丁勇说。

历史上,乌丸在魏晋以前称乌桓。《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云。”据《晋书·刘馄传》记载,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上党太守袭醇降于聪,雁门乌丸复反,馄亲率精兵出御之。”

“由此推断,西晋时期拓跋鲜卑猜也部的活动地区与雁门乌丸相距不远,二者之间可能有所接触,因此,同一窖藏内出现乌丸印和鲜卑印并非偶然。”丁勇说。

  “归义侯”称谓的由来

“归义侯”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各部族首领的印信。对于“归义侯”这个称呼,史书中曾有记载。《晋书、武帝纪》:“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八月鄯善国遣子入侍,假其归义侯”。

“侯”是爵位,古代爵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侯”为五等爵中的二等。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治理少数部族的措施,往往是分封其首领为“王、侯、君、长”。

“归义”是西晋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归义”一词亦多见于汉印:“汉匈奴归义亲汉长”“汉归义羌伯长”“汉归义胡师长”等,这些都是对各边疆部族所施行的一种安抚怀柔政策。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咸宁三年(公元277年),是岁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夷三国前后千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金印很可能就是西晋王朝封发给鲜卑族首领的封印。

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介绍:“‘王侯将相’是中原的体制,‘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所反映的是鲜卑南迁进入中原之后,鲜卑民族主动融入到汉文化当中来,吸纳中原的礼乐典章制度的历史史实。”

在当时,各部族首领成为“归义侯”,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史。

以乌桓来说,乌丸是乌桓的别称,为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属于阿尔泰语系,无文字,刻木为信。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击破,部众离散,一支逃至乌丸山(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遂以山名为族号,游牧于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辅以弋猎、农耕,史称其“俗喜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所。”

乌桓人以乌丸山为起点,并一路向南迁徙,直至进入中原各地,与建都中原的封建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密切交往,并逐渐融合于其它各族之中。

陈永志说:“乌桓断断续续存在了几百年,有关乌桓族的文物却寥寥无几。‘晋乌丸归义侯’金印的发现,印证了在两汉乃至魏晋之际乌桓的历史。金印中所刻‘归义侯’字样,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化的认同。”

透过文物看融合

小坝子滩窖藏共出土文物13件,种类有金印、银印、饰牌、饰件、戒指等。

丁勇告诉我们,1962年9月22日《内蒙古日报》曾刊登过文章《凉城县发现西晋时期的鲜卑之物》,使得一批沉寂千年的珍贵文物得以重见天日。小坝子滩出土的金银器,可以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为研究西晋王朝各民族文化和活动区域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这些文物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当时部族间审美理念的相互影响。

该窖藏出土的动物形金饰牌、金饰件与拓跋鲜卑金饰牌的风格接近。工艺上,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立体感极强。群体动物以同种动物两两相背、上下排列为组合,采用透雕工艺,并结合浮雕,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除了从外形上进行观察比较,在小坝子滩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一些还刻有文字,所传达的信息更为直接。

“其中有一件四兽纹金饰牌的背面刻有‘猗金’三字,这三个字明确了这批重要文物的归属。猗金三字中的‘猗 ’,指的是拓跋鲜卑的领袖人物猗 、猗卢兄弟二人中的猗 。他于西晋末年助并州刺史司马腾打击刘渊有功,西晋王朝授以金印、银印及黄金饰物的赏赐品,这批文物正是拓跋鲜卑猗部的遗物。凉城县小坝子滩正是当时‘居代郡参合坡北’猗部的属地,这也与《魏书·序纪》记载的史实相吻合。”丁勇说。

  透过文物看历史,文物的价值需要被发掘、被看见。

小坝子滩窖藏的金银器,让后人从细枝末节处看到了包容与认同的力量。“归义侯”金印更是作为古代官位授予的印信凭证,见证了民族交融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虽然,“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曾经的主人已不得而知,但他们的一生所为,以及所处时代的历史印记,却被这一枚小小的金印带到了今天,被更多人知晓。

(文章来源:内蒙古日报)

参考: Sotheby’s Junkunc: Arts of Ancient China II ,
New York, 10 Sep 2019.
A splendid and rare gold and silver-inlaid parcel-gilt bronze figure of a peacock, Han dynasty (206 BC-AD 220)”

Alain.R.Truong

Lot 226. A splendid and rare gold and silver-inlaid parcel-gilt bronze figure of a peacock, Han dynasty (206 BC-AD 220). Height 6 1/8  in., 15.5 cm. Estimate 200,000 — 300,000 USD. Courtesy Sotheby's.
Lot 226. A splendid and rare gold and silver-inlaid parcel-gilt bronze figure of a peacock, Han dynasty (206 BC-AD 220). Height 6 1/8  in., 15.5 cm. Estimate 200,000 — 300,000 USD. Courtesy Sotheby’s.
Lot 226. A splendid and rare gold and silver-inlaid parcel-gilt bronze figure of a peacock, Han dynasty (206 BC-AD 220). Height 6 1/8  in., 15.5 cm. Estimate 200,000 — 300,000 USD. Courtesy Sotheby's.
Lot 226. A splendid and rare gold and silver-inlaid parcel-gilt bronze figure of a peacock, Han dynasty (206 BC-AD 220). Height 6 1/8  in., 15.5 cm. Estimate 200,000 — 300,000 USD. Courtesy Sotheby’s.
Lot 226. A splendid and rare gold and silver-inlaid parcel-gilt bronze figure of a peacock, Han dynasty (206 BC-AD 220). Height 6 1/8  in., 15.5 cm. Estimate 200,000 — 300,000 USD. Courtesy Sotheby's.
Lot 226. A splendid and rare gold and silver-inlaid parcel-gilt bronze figure of a peacock, Han dynasty (206 BC-AD 220). Height 6 1/8  in., 15.5 cm. Estimate 200,000 — 300,000 USD. Courtesy Sotheby’s.
Lot 226. A splendid and rare gold and silver-inlaid parcel-gilt bronze figure of a peacock, Han dynasty (206 BC-AD 220). Height 6 1/8  in., 15.5 cm. Estimate 200,000 — 300,000 USD. Courtesy Sotheby's.
Lot 226. A splendid and rare gold and silver-inlaid parcel-gilt bronze figure of a peacock, Han dynasty (206 BC-AD 220). Height 6 1/8  in., 15.5 cm. Estimate 200,000 — 300,000 USD. Courtesy Sotheby’s.

brilliantly cast standing on its slender legs terminating in talons, its wings and tail lifted upright, each formed by four arrays of plumes accentuated with recessed eyespots, its raised head detailed with a down-curved beak and large rounded eyes, surmounted by an elegantly curved crest, the plumage finely delineated body embellished in gold inlay forming stylized feathers, wood stand (2).

Provenance: C.T. Loo, New York, 7th December 1946.
Collection of Stephen Junkunc, III (d. 1978).

Exhibited: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s, C.T. Loo & Co., New York, 1941, cat. no. 179.

The present lot illustrated i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s, C.T. Loo & Co., New York, 1941, cat. no. 179.
The present lot illustrated i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s, C.T. Loo & Co., New York, 1941, cat. no. 179.

Note: Standing proudly and in all its splendor, this figure of a peacock is extremely rare for its superb casting and exquisite decoration. The flamboyant plumage, elongated neck raised high, finely sculpted head and gold and silver detailing lend this piece a luxurious and rich countenance unrivalled by other bird figures from the Han dynasty.

Peacocks were exotic creatures from the south and as they first appear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hird century BC, their occurrence may represent southern tributes to the Han dynasty court from those days, see Edward Schafer, The Vermillion Bird, Berkeley, 1967, pp. 236-37. The present figure resembles a male peafowl of Asian species characterized by their eye-spotted tail and extravagant plumage. Peacocks were not merely popular as decorative motifs but represented auspicious omens (xiangrui), embodying the concern for the afterlife particularly prevalent during the Han dynasty.

Very few bird figures may be closely compared to the present piece. Of similar bearing, but smaller in size and lacking the gold-and-silver decoration, is a gilt-bronze peacock with turquoise inlay, illustrated in 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Sculpture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1974, no. 16, where three gilt-bronze peacocks are mentioned, with turquoise inlay, less flamboyant, excavated from an Eastern Han tomb near Dingxian, Hebei province.

The peacock was sometimes likened to the mythological phoenix in its artistic rendering. Endowed with similar auspicious qualities as the peacock, the phoenix appears in various decorative shapes. Compare, for example, an elegant phoenix figure displaying an elaborate tail, without inlay, included in the exhibition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J. J. Lally & Co., New York, 2011, cat. no. 20; and another, of stockier build, also from the collection of Stephen Junkunc, III, sold in these rooms, 19th March 2019, lot 122.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a phoenix,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 – A.D. 8). Height 4 11⁄16 inches (11.9 cm), in the exhibition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J. J. Lally & Co., New York, 2011, cat. no. 20. © 2019 J.J. Lally & Co., New York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a phoenix,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 – A.D. 8). Height 4 11⁄16 inches (11.9 cm), in the exhibition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J. J. Lally & Co., New York, 2011, cat. no. 20. © 2019 J.J. Lally & Co., New York
From the collection of Stephen Junkunc, III. An extremely rare gilt-bronze figure of a phoenix, Han dynasty (206 BC - 220 AD). Length 5 1/4  in., 13.4 cm. Estimate 80,000 — 120,000 USD. Lot Sold 162,500 USD at Sotheby's New York, 19th March 2019, lot 122. Courtesy Sotheby'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Stephen Junkunc, III. An extremely rare gilt-bronze figure of a phoenix, Han dynasty (206 BC – 220 AD). Length 5 1/4  in., 13.4 cm. Estimate 80,000 — 120,000 USD. Lot Sold 162,500 USD at Sotheby’s New York, 19th March 2019, lot 122. Courtesy Sotheby’s.

Related small phoenix figures served as finials on bronze vessel covers, such as, for example, on a zhong vase cover, discovered at Weiyang, near Xi’an, Shaanxi province, included in the exhibition Splendeurs des Han, essor de l’empire céleste, Musée Guimet, Paris, 2014, cat. no. 135.

Compare also the phoenix lamps and censers, such as, for example, a lamp found in the tomb of Dou Wan at Lingshan, Mancheng, Hebei Province and now in the Hebei Provincial Museum in Shijiazhuang, standing on a coiled creature and holding a ring-like tray in its beak, illustrated in Zhongguo wenwu jinghua daquan, Qingtong juan,[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al relics Bronzes], Shanghai, 1994, no. 1145; and a censer from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included in An Exhib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Ritual Bronzes,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Detroit, 1940, cat. no. 75.

Phoenix lamp, Han dynasty (206 BC - 220 AD), bronze, gold, turquoise, H. : 11.2cm L. 9.5 cm, found in the tomb of Dou Wan at Lingshan, Mancheng, Hebei Province. Photo : Art Exhibitions China / Hebei Provincial Museum in Shijiazhuang.
Phoenix lamp, Han dynasty (206 BC – 220 AD), bronze, gold, turquoise, H. : 11.2cm L. 9.5 cm, found in the tomb of Dou Wan at Lingshan, Mancheng, Hebei Province. Photo : Art Exhibitions China / Hebei Provincial Museum in Shijiazhuang.

【晋书】

北方胡族 (五胡:氐、羌、鲜卑、羯、匈奴)乱华时期,羯人 建立了后赵政权。后赵太祖武皇帝 石虎 、石季龙是第三位皇帝
北方胡族 (五胡:氐 Dī、羌、鲜卑、羯 Jié 、匈奴)乱华时期,羯人建立了后赵政权。后赵太祖武皇帝 石虎 、石季龙是第三位皇帝

卷一百七 载记第七

石季龙下

永和三年,季龙亲耕藉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蚕于近郊,遂如襄国谒勒墓。

以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率并、司州兵二余人为麻秋等后继。张重华将宋秦等率户二万来降。河湟间氐羌十余万落与张璩相首尾,麻秋惮之,不进。重华金城太守张冲又以郡降石宁。麻秋寻次曲柳,刘宁、王擢进攻晋兴武街。重华将杨康等与宁战于沙阜,宁败绩,乃引还金城。王擢克武街,执重华护军曹权、胡宣,徙七千余户于雍州。季龙又以孙伏都为征西将军,与麻秋率步骑三万长驱济河,且城长最。重华大惧,遣将谢艾逆击,败之,秋退归金城。

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邯郸城西石子堈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令发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

时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若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赵揽、申钟、石璞等上疏陈天文错乱,苍生凋弊,及因引见,又面谏,辞旨甚切。季龙大怒曰:”墙朝戌夕没,吾无恨矣。”乃促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扬州送黄鹄雏五,颈长一丈,声闻十余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国前后送苍麟十六,白鹿七,季龙命司虞张曷柱调之,以驾芝盖,列于充庭之乘。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城崩,压死者百余人。

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猎,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门。季龙从其后宫升陵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宣既驰逐无厌,所在陈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为度,驱围禽兽,皆幕集其所。文武跪立,围守重行,烽炬星罗,光烛如昼,命劲骑百余驰射其中。宣与嬖姬显德美人乘辇观之,嬉娱忘反,兽殚乃止。其有禽兽奔逸,当之者坐,有爵者夺马步驱一日,无爵者鞭之一百。峻制严刑,文武战栗,士卒饥冻而死者万有余人。宣弓马衣食皆号为御,有乱其间者,以冒禁罪罪之。所过三州十五郡,资储靡有孑遗。季龙复命石韬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晋。宣素恶韬宠,是行也,嫉之弥甚。宦者赵生得幸于宣而无宠于韬,微劝宣除之,于是相图之计起矣。

麻秋又袭张重华将张瑁于河、陕,败之,斩首三千余级。枹罕护军李逵率众七千降于季龙。自河已南,氐、羌皆降。

石韬起堂于太尉府,号曰宣光殿,梁长九丈。宣视而大怒,斩匠,截梁而去。韬怒,增之十丈。宣闻之,恚甚,谓所幸杨柸、牟成曰:”韬凶竖勃逆,敢违我如是!汝能杀之者,吾入西宫,当尽以韬之国邑分封汝等。韬既死,主上必亲临丧,因行大事,蔑不济矣。”柸等许诺。时东南有黄黑云,大如数亩,稍分为三,状若匹布,东西经天,色黑而青,酉时贯日,日没后分为七道,每相去数十丈,间有白云如鱼鳞,子时乃灭。韬素解天文,见而恶之,顾谓左右曰:”此变不小,当有刺客起于京师,不知谁定当之?”是夜,韬宴其僚属于东明观,乐奏,酒酣,愀然长叹曰:”人居世无常,别易会难。各付一杯,开意为吾饮,令必醉。知后会复何期而不饮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杨柸、牟皮、牟成、赵生等缘猕猴梯而入,杀韬,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龙哀惊气绝,久之方苏。将出临之,其司空李农谏曰:”害秦公者恐在萧墙之内,虑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龙乃止。严兵发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车,从千人,临韬丧,不哭,直言呵呵,使举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将军记室参军郑靖、尹武等,将委之以罪。

季龙疑宣之害韬也,谋召之,惧其不入,乃伪言其母哀过危惙。宣不虞己之见疑也,入朝中宫,因而止之。建兴人史科告称:”韬死夜,宿东宫长上杨柸家,柸夜与五人从外来,相与语曰:’大事已定,但愿大家老寿,吾等何患不富贵’。语讫便入。科寝暗中,柸不见也。科寻出逃匿。俄而柸与二人出求科不得,柸曰:’宿客闻人向语,当杀之断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逾墙获免。”季龙驰使收之,获杨柸、牟皮、赵生等。柸、皮寻皆亡去,执赵生而诘之,生具首服。季龙悲怒弥甚,幽宣于席库,以铁环穿其颔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羹饭,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积柴邺北,树标于其上,标末置鹿卢,穿之以绳,倚梯柴积,送宣于标所,使韬所亲宦者郝稚、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牵之登梯,上于柴积。郝稚双绳贯其颔,鹿卢绞上,刘霸断其手足,斫眼溃腹,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炎际天。季龙从昭仪已下数千登中台以观之。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杀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数岁,季龙甚爱之,抱之而泣。儿曰:”非儿罪。”季龙欲赦之,其大臣不听,遂于抱中取而戮之,儿犹挽季龙衣而大叫,时人莫不为之流涕,季龙因此发病。又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洿其东宫,养猪牛。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先是,散骑常侍赵揽言于季龙曰:”中宫将有变,宜防之。”及宣之杀韬也,季龙疑其知而不告,亦诛之。废宣母杜氏为庶人。贵嫔柳氏,尚书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宠于宣,亦杀之。季龙追其姿色,复纳耆少女于华林园。

季龙议立太子,其太尉张举进曰:”燕公斌、彭城公遵并有武艺文德。陛下神齿已衰,四海未一,请择二公而树之。”初,戎昭张豺之破上邽也,获刘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龙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齐公。至是,豺以季龙年长多疾,规立世为嗣,刘当为太后,己得辅政,说季龙曰:”陛下再立储宫,皆出自倡贱,是以祸乱相寻。今宜择母贵子孝者立之。”季龙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处矣。”又议于东堂,季龙曰:”吾欲以纯灰三斛洗吾腹,腹秽恶,故生凶子,儿年二十余便欲杀公。今世方十岁,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于是与张举、李农定议,敕公卿上书请立世。大司农曹莫不署名,季龙使张豺问其故。莫顿首曰:”天下业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龙曰:”莫,忠臣也,然未达朕意。张举、李农知吾心矣,其令谕之。”遂立世为皇太子,刘氏为皇后。季龙召太常条攸、光禄勋杜嘏谓之曰:”烦卿傅太子,实希改辙,吾之相托,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为少傅。

季龙时疾瘳,以永和五年僣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宁。百官增位一等,诸子进爵郡王。以尚书张良为右仆射。

故东宫谪卒高力等万余人当戍凉州,行达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张茂送之。茂皆夺其马,令步推鹿车,致粮戍所。高力督定阳梁犊等害众心之怨,谋起兵东还,阴令胡人颉独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犊乃自称晋征东大将军,率众攻陷下辩,逼张茂为大都督、大司马,载以轺车。安西刘宁自安定击之,大败而还。秦、雍间城戍无不摧陷,斩二千石长史,长驱而东。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当十余人,虽无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所向崩溃,戍卒皆随之,比至长安,众已十万。其乐平王石苞时镇长安,尽锐距之,一战而败。犊遂东出潼关,进如洛川。季龙以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卫军张贺度、征西张良、征虏石闵等,率步骑十万讨之。战于新安,农师不利。又战于洛阳,农师又败,乃退壁成皋。犊东掠荥阳、陈留诸郡,季龙大惧,以燕王石斌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率精骑一万,统姚弋仲、苻洪等击犊于荥阳东,大败之,斩犊首而还,讨其余党,尽灭之。

俄而晋将军王龛拔其沛郡。始平人马勖起兵于洛氏葛谷,自称将军。石苞攻灭之,诛三千余家。

时荧惑犯积尸,又犯昴、月,及荧惑北犯河鼓。未几,季龙疾甚,以石遵为大将军,镇关右,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豺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并受遗辅政。刘氏惧斌之辅政也害世,与张豺谋诛之。斌时在襄国,乃遣使诈斌曰:”主上患已渐损,王须猎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猎,遂游畋纵饮。刘氏矫命称斌无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归第,使张豺弟雄率龙腾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邺,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万遣之,遵恸泣而去。是日季龙疾小瘳,问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龙曰:”恨不见之。”季龙临于西阁,龙腾将军、中郎二百余人列拜于前。季龙曰:”何所求也?”皆言圣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卫,典兵马,或言乞为皇太子。季龙不知斌之废也,责曰:”燕王不在内邪?呼来!”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龙曰:”促持辇迎之,当付其玺绶。”亦竟无行者。寻昏眩而入。张豺使弟雄等矫季龙命杀斌,刘氏又矫命以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千兵百骑,一依霍光辅汉故事。侍中徐统叹曰:”祸将作矣,吾无为豫之。”乃仰药而死。俄而季龙亦死。季龙始以咸康元年僣立,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岁。

于是世即伪位,尊刘氏为皇太后,临朝,进张豺为丞相。豺请石遵、石鉴为左右丞相,以尉其心,刘氏从之。豺与张举谋诛李农,而举与农素善,以豺谋告之。农惧,率骑百余奔广宗,率乞活数万家保于上白。刘氏使张举等统宿卫精卒围之。豺以张离为镇军大将军、监中外诸军事、司隶校尉,为己之副。邺中群盗大起,迭相劫掠。

石遵闻季龙之死,屯于河内。姚弋仲、苻洪、石闵、刘宁及武卫王鸾、宁西王午、石荣、王铁、立义将军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师而归,遇遵于李城,说遵曰:”殿下长而且贤,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为张豺所误。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师宿卫空虚,若声张豺之罪,鼓行而讨之,孰不倒戈开门而迎殿下者邪!”遵从之。洛州刺史刘国等亦率洛阳之众至于李城。遵檄至邺,张豺大惧,驰召上白之军。遵次于荡阴,戎卒九万,石闵为前锋。豺将出距之,耆旧羯士皆曰:”天子儿来奔丧,吾当出迎之,不能为张豺城戍也。”逾城而出,豺斩之不能止。张离率龙腾二千斩关迎遵。刘氏惧,引张豺入,对之悲哭曰:”先帝梓宫未殡,而祸难繁兴。今皇嗣冲幼,托之于将军,将军何以匡济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无复筹计,但言唯唯。刘氏令以遵为丞相、领大司马、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黄钺、九锡,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阳亭,张豺惧而出迎,遵命执之。于是贯甲曜兵,入自凤阳门,升于太武前殿,擗踊尽哀,退如东阁。斩张豺于平乐市,夷其三族。假刘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业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伪让至于再三,群臣敦劝,乃受之,僣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罢上白围。封世为谯王,邑万户待以不臣之礼,废刘氏为太妃,寻皆杀之。世凡立三十三日。

于是李农归请罪,遵复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郑氏为皇太后,其妻张氏为皇后,以石斌子衍为皇太子,石鉴为侍中,石冲为太保,石苞为大司马,石琨为大将军,石闵为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暴风拔树,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晖华殿灾,诸门观阁荡然,其乘舆服御烧者太半,光焰照天,金石皆尽,火月余乃灭。雨血周遍邺城。

石冲时镇于蓟,闻遵杀世而自立,乃谓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辄废杀,罪逆莫大,其敕内外戎严,孤将亲讨之。”于是留宁北沭坚戍幽州,帅众五万,自蓟讨遵,传檄燕、赵,所在云集,比及常山,众十余万。次于苑乡,遇遵赦书,谓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复追,何为复相残乎!吾将归矣。”其将陈暹进曰:”彭城篡弑自尊,为罪大矣。王虽北旆,臣将南辕,平京师,擒彭城,然后奉迎大驾。”冲从之。遵驰遣王擢以书喻冲,冲弗听。遵假石闵黄钺、金钲,与李农等率精卒十万讨之。战于平棘,冲师大败,获冲于元氏,赐死,坑其士卒三万余人。

始葬季龙,号其墓为显原陵,伪谥武皇帝,庙号太祖。

遵扬州刺史王浃以淮南归顺。晋西中郎将陈逵进据寿春。征北将军褚裒率师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农为南讨大都督,率骑二万来距。裒不能进,退屯广陵。陈逵闻之,惧,遂焚寿春积聚,毁城而还。

石苞时镇长安,谋帅关中之众攻邺,左长史石光、司马曹曜等固谏。苞怒,诛光等百余人。苞性贪而无谋,雍州豪石知其无成,并遣使告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勋于是率众赴之,壁于悬钩,去长安二百余里,使治中刘焕攻京兆太守刘秀离,斩之。三辅豪右多杀其令长,拥三十余壁,有众五万以应勋。苞辍攻邺之谋,使麻秋、姚国等率骑距勋。遵遣车骑王朗率精骑二万,以外讨勋为名,因劫苞,送之于邺。勋又为朗所距,释悬钩,拔宛城,杀遵南阳太守袁景而还。

初,遵之发李城也,谓石闵曰:”努力!事成,以尔为储贰。”既而立衍,闵甚失望,自以勋高一时,规专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闵既为都督,总内外兵权,乃怀抚殿中将士及故东宫高力万余人,皆奏为殿中员外将军,爵关外侯,赐以宫女,树己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题名善恶以挫抑之,众咸怨矣。而又纳中书令孟准、左卫将军王鸾之计,颇疑惮于闵,稍夺兵权。闵益有恨色,准等咸劝诛之。遵召石鉴等入,议于其太后郑氏之前,皆请诛之。郑氏曰:”李城回师,无棘奴岂有今日!小骄纵之,不可便杀也。”鉴出,遣宦者杨环驰以告闵,闵遂劫李农及右卫王基,密谋废遵。使将军苏亥、周成率甲士三十执遵于如意观。遵时方与妇人弹棋,问成等曰:”反者谁也?”成曰:”义阳王鉴当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鉴,复能几时!”乃杀之于琨华殿,诛郑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禄张斐、中书令孟准、左卫王鸾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鉴乃僣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闵为大将军,封武德王,李农为大司马,并录尚书事;郎闿为司空,秦州刺史刘群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卢谌为中书监。

鉴使石苞及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等夜诛闵、农于琨华殿,不克,禁中扰乱。鉴恐闵为变,伪若不知者,夜斩松、才于西中华门,并诛石苞。

时石祗在襄国,与姚弋仲、苻洪等通和,连兵檄诛闵、农。鉴遣石琨为大都督,与张举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骑七万分讨祗等。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谋诛闵、农,闵、农杀之。

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时鉴在中台,伏都率三十余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临见伏都毁阁道,鉴问其故。伏都曰:”李农等反,巳在东掖门,臣严率卫士,谨先启知。”鉴曰:”卿是功臣,好为官陈力。朕从台观卿,勿虑无报也。”于是伏都及铢率众攻闵、农,不克,屯于凤阳门。闵、农率众数千毁金明门而入。鉴惧闵之诛己也,驰招闵、农,开门内之,谓曰:”孙伏都反,卿宜速讨之。”闵、农攻斩伏都等,自凤阳至琨华,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使尚书王简、少府王郁帅众数千,守鉴于御龙观,悬食给之。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

太宰赵鹿、太尉张举、中军张春、光禄石岳、抚军石宁、武卫张季及诸公侯、卿、校、龙腾等万余人出奔襄国。石琨奔据冀州,抚军张沈屯滏口,张贺度据石渎,建义段勤据黎阳,宁南杨群屯桑壁,刘国据阳城,段龛据陈留,姚弋仲据混桥,苻洪据枋头,众各数万。王朗、麻秋自长安奔于洛阳。秋承闵书,诛朗部胡千余。朗奔于襄国。麻秋率众奔于苻洪。

石琨及张举、王朗率众七万伐邺,石闵率骑千余,距之城北。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斩级三千。琨等大败,遂归于冀州。

闵与李农率骑三万讨张贺度于石渎,鉴密遣宦者赍书召张沈等,使承虚袭邺。宦者以告闵、农,闵、农驰还,废鉴杀之,诛季龙孙三十八人,尽殪石氏。鉴在位一百三日。

季龙小男混,永和八年将妻妾数人奔京师,敕收付廷尉,俄而斩之于建康市。季龙十三子,五人为冉闵所杀,八人自相残害,混至此又死。初,谶言灭石者陵,寻而石闵徙兰陵公,季龙恶之,改兰陵为武兴郡,至是终为闵所灭。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僣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灭。

闵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龙之养孙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获瞻,时年十二,命季龙子之。骁猛多力,攻战无前。历位左积射将军、西华侯。闵幼而果锐,季龙抚之如孙。及长,身长八尺,善谋策,勇力绝人。拜建节将军,徙封修成侯,历位北中郎将、游击将军。季龙之败于昌黎,闵军独全,由此功名大显。及败梁犊之后,威声弥振,胡夏宿将莫不惮之。

永和六年,杀石鉴,其司徒申钟、司空郎闿等四十八人上尊号于闵,闵固让李农,农以死固请,于是僣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兴,国号大魏,复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为皇太后,立妻董氏为皇后,子智为皇太子。以李农为太宰、领太尉、录尚书事,封齐王,农诸子皆封为县公。封其子胤、明、裕皆为王。文武进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节赦诸屯结,皆不从。

石祗闻鉴死,僣称尊号于襄国,诸六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闵遣使临江告晋曰:”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朝廷不答。闵诛李农及其三子,并尚书令王谟、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升等。晋卢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执南蛮校尉桑坦,迁其百姓而还。

石祗遣其相国石琨率众十万伐邺,进据邯郸。祗镇南刘国自繁阳会琨。闵大败琨于邯郸,死者万余。刘国还屯繁阳。苻健自枋头入关。张贺度、段勤与刘国、靳豚会于昌城,将攻邺。闵遣尚书左仆射刘群为行台都督,使其将王泰、崔通、周成等帅步骑十二万次于黄城,闵躬统精卒八万继之,战于苍亭。贺度等大败,死者二万八千,追斩勒豚于阴安乡,尽俘其众,振旅而归。戎卒三十余万,旌旗钟鼓绵亘百余里,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之。闵至自苍亭,行饮至之礼,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

闵率步骑十万攻石祗于襄国,署其子太原王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光禄大夫韦謏启谏甚切,闵览之大怒,诛謏及其子孙。闵攻襄国百余日,为土山地道,筑室反耕。祗大惧,去皇帝之号,称赵王,遣使诣慕容俊、姚弋仲以乞师。会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复遣其子襄率骑三万八千至自滆头,俊遣将军悦绾率甲卒三万自龙城,三方劲卒合十余万。闵遣车骑胡睦距襄下场长芦,将军孙威候琨于黄丘,皆为敌所败,士卒略尽,睦、威单骑而还。琨等军且至,闵将出击之,卫将军王泰谏曰:”穷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强救云集,欲吾出战,腹背击我。宜固垒勿出,观势而动,以挫其谋。今陛下亲戎,如失万全,大事去矣。请慎无出,臣请率诸将为陛下灭之。”闵将从之,道士法饶进曰:”太白经昴,当杀胡王,一战百克,不可失也。”闵攘袂大言曰:”吾战决矣,敢谏者斩!”于是尽众出战。姚襄、悦绾、石琨等三面攻之,祗冲其后,闵师大败。闵潜于襄国行宫,与十余骑奔邺。降胡栗特康等执冉胤及左仆射刘琦等送于祗,尽杀之。司空石璞、尚书令徐机、车骑胡睦、侍中李琳、中书监卢谌、少府王郁、尚书刘钦、刘休等诸将士死者十余万人,于是人物歼矣。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闵悔之,诛法饶父子,支解之,赠韦謏大司徒。

石祗使刘显帅众七万攻邺。时闵潜还,莫有知者,内外凶凶,皆谓闵已没矣。射声校尉张艾劝闵亲郊,以安众心,闵从之,讹言乃止。刘显次于明光宫,去邺二十三里,闵惧,召卫将军王泰议之。泰恚其谋之不从,辞以疮甚。闵亲临问之,固称疾笃。闵怒,还宫,顾谓左右曰:”巴奴,乃公岂假汝为命邪!要将先灭群胡,却斩王泰。”于是尽众而战,大败显军,追奔及于阳平,斩首三万余级。显惧,密使请降,求杀祗为效,闵振旅而归。会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将奔关中,闵怒,诛泰,夷其三族。刘显果杀祗及其太宰赵鹿等十余人,传首于邺,送质请命。骠骑石宁奔于柏人。闵命焚祗首于通衢。

闵徐州刺史刘启以鄄城归顺。刘显复率众伐邺,闵击败之。还,称号于襄国。闵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统、豫州牧冉遇、荆州刺史乐弘皆以城归顺。平南高崇、征虏吕护执洛州刺史郑系,以三河归顺。慕容彪攻陷中山,杀闵宁北白同、幽州刺史刘准,降于慕容俊。时有云黄赤色,起东北,长百余丈,一白鸟从云间西南去,占者恶之。

刘显率众伐常山,太守苏亥告难于闵。闵留其大将军蒋干等辅其太子智守邺,亲率骑八千救之。显所署大司马、清河王宁以枣强降于闵,收其余众,击显,败之,追奔及于襄国。显大将曹伏驹开门为应,遂入襄国,诛显及其公卿已下百余人,焚襄国宫室,迁其百姓于邺。显领军范路率众千余,斩关奔于枋头。

时慕容俊已克幽、蓟,略地至于冀州。闵帅骑距之,与慕容恪相遇于魏昌城。闵大将军董闰、车骑张温言于闵曰:”鲜卑乘胜气劲,不可当也,请避之以溢其气,然后济师以击之,可以捷也。”闵怒曰:”吾成师以出,将平幽州,斩慕容隽。今遇恪而避之,人将侮我矣。”乃与恪遇,十战皆败之。恪乃以铁锁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俄而燕骑大至,围之数周。闵众寡不敌,跃马溃围东走,行二十余里,马无故而死,为恪所擒,及董闰、张温等送之于蓟。俊立闵而问之曰:”汝奴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俊怒,鞭之三百,送于龙城,告廆、皝庙。

遣慕容评率众围邺。刘宁及弟崇帅胡骑三千奔于晋阳,苏亥弃常山奔于新兴。邺中饥,人相食,季龙时宫人被食略尽。冉智尚幼,蒋干遣侍中缪嵩、詹事刘猗奉表归顺,且乞师于晋。濮阳太守戴施自仓垣次于棘津,止猗,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使嵩还邺复命,干沈吟未决,施乃率壮士百余人入邺,助守三台,谲之曰:”且出玺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须得玺,当驰白天子耳。天子闻玺已在吾处,信卿至诚,必遣军粮厚相救饷。”干以为然,乃出玺付之。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怀玺送于京师。长水校尉马愿、龙骧田香开门降评。施、融、蒋干悬缒而下,奔于仓垣。评送闵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钟、司空条攸、中书监聂熊,司隶校尉籍罴、中书令李垣及诸王公卿士于蓟。尚书令王简、左仆射张乾、右仆射郎肃自杀。

俊送闵既至龙城,斩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俊遣使者祀之,谥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岁永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师也;穷凶骋暴,戎狄之举也。蠢兹杂种,自古为虞,限以塞垣,犹惧侵轶,况乃入居中壤,窥我王政,乘弛紊之机,睹危亡之隙,而莫不啸群鸣镝,汨乱天常者乎!

石勒出自羌渠,见奇丑类。闻鞞上党,季子鉴其非凡;倚啸洛城,夷甫识其为乱。及惠皇失统,宇内崩离,遂乃招聚蚁徒,乘间煽祸,虔刘我都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沦胥,若沈航于鲸浪;王公颠仆,譬游魂于龙漠。岂天厌晋德而假兹妖孽者欤!观其对敌临危,运筹贾勇,奇谟间发,猛气横飞。远嗤魏武,则风情慷慨;近答刘琨,则音词倜傥。焚元超于苦县,陈其乱政之愆;戮彭祖于襄国,数以无君之罪。于是跨蹑燕、赵,并吞韩、魏,杖奇材而窃徽号,拥旧都而抗王室,褫毯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而托授非所,贻厥无谋,身陨嗣灭,业归携养,斯乃知人之暗焉。

季龙心昧德义,幼而轻险,假豹姿于羊质,骋枭心于狼性,始怀怨怼,终行篡夺。于是穷骄极侈,劳役繁兴,畚锸相寻,干戈不息,刑政严酷,动见诛夷,惵惵遗黎,求哀无地,戎狄残犷,斯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仇隙,自相屠脍,取笑天下。坟土未燥,祸乱荐臻,衅起于张豺,族倾于冉闵,积恶致灭,有天道哉!夫从逆则凶,事符影响;为咎必应,理若循环。世龙之殪晋人,既穷其酷;永曾之诛羯士,亦歼其类。无德不报,斯之谓乎!

赞曰:中朝不竞,蛮狄争衡。尘飞五岳,雾晻三精。狡焉石氏,怙乱穷兵。流灾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群盗,终假鸿名。勿谓凶丑,亦曰时英。季龙篡夺,淫虐播声。身丧国泯,其由祸盈。

《晋书》 唐·房玄龄等

公元320年代:石勒与后赵
中国纪检监察报
连雯

“亲晋胡王”铜印,西晋颁发给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印章
“亲晋胡王”铜印,西晋颁发给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印章

公元320年,赵王石勒下令“清定五品”,不久“复续定九品”,率先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恢复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之法,正式承认了汉族士族的选举和免役特权。作为内迁边疆民族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后赵在石勒统治期间,顺应历史潮流,主动融入华夏历史文明,全面采用汉晋制度和文化,为后来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效示范,积极推动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

公元320年,也就是羯人在中原建立后赵政权翌年,赵王石勒下令“清定五品”,不久“复续定九品”,率先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恢复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之法,正式承认了汉族士族的选举和免役特权。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异常激烈的十六国早期,石勒的这一举措,对于推动边疆民族的华夏化进程,促进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统治者间的深度融合,具有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

石勒(公元273—333年),字世龙,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县)羯族人,父祖皆为羯人部落的小首领。羯族是西域胡和其他胡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来源较为复杂,故史书也称其为“杂胡”。自东汉起,羯人随南匈奴内徙,开始与并州汉人杂处。到西晋时期,羯人势力衰微,基本被政府纳入编户系统,部落组织名存实亡。石勒虽出身部落小率之家,甚至还代理过小率,但地位与一般羯人无别。他幼时当过小贩,后来又给地主做过田客(或说为奴)。晋太安年间(公元302—303年),并州饥乱,石勒与族人逃亡,饥寒交迫之余,时刻担心被官府抓捕贩卖。石勒受人帮助,侥幸躲过几个难关。不过,他终于还是未能摆脱惨遭贩卖的命运。此时恰逢并州刺史司马腾为给军队换取军资,大肆掠卖胡人。石勒也在被掠之列。他沿途饥病交加,备受殴辱,终被卖至茌平(今山东茌平),成为大地主师懽的奴隶。青少年时期的石勒,与众多内迁边疆族人一样,可谓饱尝西晋统治者的压迫之苦。

早年的这段悲惨遭遇,直接导致石勒走上武装反晋之路。他被贩卖至茌平后不久,就凭借个人武力胆识,与人结为“群盗”,号称“十八骑”。随后加入茌平牧场主汲桑领导的义军,“劫掠郡县系囚,又招山泽亡命”。汲桑战死后(公元307年),石勒收纳部分乌桓、杂胡人,率众投奔已在山西离石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在汉刘渊的旗帜下,石勒注意招纳各族流人,扩充实力,逐渐成为重要的反晋力量。他于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消灭王衍率领的晋军主力,残害晋室将士和王公士庶共达二十余万人。石勒出于仇恨,亲手制造的这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给西晋政权的打击是致命的。西晋自此基本丧失在中原地区维持统治的能力。到了公元312年,石勒听取汉族谋士张宾的建议,改变以往流动作战的策略,占取襄国(今河北邢台)为根据地,图谋发展。经过辛苦经营,艰难奋战,他逐步兼并幽、并、青州的其他割据势力,成为华北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公元319年,匈奴刘氏集团内乱,石勒正式树起旗帜,建立后赵政权。公元329年,石勒消灭割据关中的前赵刘曜,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公元330年,改称皇帝。

石勒的成长壮大之路,是颇为艰辛的。十六国时期的其他胡族君主,大都是凭借自己部落酋豪的身份,依靠本部族的力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石勒出身寒微,没有强大的部族力量可资依恃。石勒之所以能在短短十数年间,由奴隶而自树旗帜,并最终称帝北方,除了个人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还有两个因素,颇为重要。

一是注意吸收各族优秀人才,纳为己用。最显著的例子是永嘉二年(公元308年),石勒攻陷冀州郡县坞壁百余处,得众十余万,集结“衣冠人物”为“君子营”。由此形成了以张宾(晋中山太守张瑶之子)为谋主,以刁膺、张敬、夔安、孔苌、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逮明、吴豫等人为骨干的统治集团。这一统治集团,既有羯人,也有其他胡族人,还有汉族人,实际上是个多民族联合体。

二是认同华夏历史传统,积极效法汉晋制度。这种文化心态和制度取向,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影响也更为深远。

石勒在襄国树立旗帜时,并没有从羯族的历史传统中寻找政权标识,而是因其统治中心本为春秋战国时期赵国故地,故而以“赵”为国号。国号是政权文化属性的象征,很显然,石勒及羯族统治者在文化心态上是认同华夏历史传统的。他们自认为后赵是不折不扣的中原政权或华夏政权。所以当消灭前赵刘曜,占据北方大部分地区之后,后赵拟定自己政权的德运,即“以赵承金为水德”。承金,就是承晋。也就是说,石勒认为上接周秦汉晋的合法政权是后赵,而非偏安南方的东晋。这完全是以华夏正统自居。

同时,石勒与羯族统治者很重视学习中原文化。石勒虽不识字,却经常命儒生读史书给他听,旨在汲取古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为提高羯族素质,石勒先是设立太学,专门拣选人才来培养将佐子弟。后来又设立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小学,教育羯族王公大臣子弟。为宣传和普及儒家思想,石勒还亲临大小学,考查学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这些措施,进一步深化了羯族人民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与文化认同相一致,后赵的政治制度基本采用汉晋旧制。在官僚机构方面,不论中枢组织,还是军事、地方组织,均沿袭魏晋官制。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和察举、荐举之法。在经济制度上,效法西晋,推行户调制,“户赀二匹,租二斛”。在统治模式上,后赵虽然实行胡汉分治,专门设立单于庭来统领部落民族事务,以确保统治民族的优势地位。但石勒称皇帝后,“单于庭”是其下设机构,受皇帝的完全支配。皇帝作为国家统治者,享有绝对权力。这其实是秦汉以来的华夏传统。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具体的政治措施上,石勒准确领会了儒家施政的基本精神,比较重视人民疾苦,也能克制个人奢欲。立国之初,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石勒“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在消灭北方割据势力段匹磾后,立即遣散流民三万余户,复其本业,并设置地方官予以安抚。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再有就是石勒在执政期间,较为注意节俭用度。他晚年想在邺城营建新宫,大臣上书切谏,石勒尽管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下令停建,并感叹道:“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及至临死,他还留下遗诏,要求葬礼从俭。

正是因为石勒认同华夏历史传统,并且主动效法,身体力行,后赵才能消灭众多割据政权,实现西晋灭亡后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而这种成功反过来又证实了华夏历史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它表明在十六国时期,内迁边疆民族的华夏化是历史的大趋势。

作为内迁边疆民族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后赵在石勒统治期间,顺应历史潮流,主动融入华夏历史文明,全面采用汉晋制度和文化,为后来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效示范,积极推动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这一历史贡献,是很值得我们肯定的。(作者:连雯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大事记

公元320年

晋太兴三年,前赵光初三年,前凉张茂建兴八年,后赵二年。

前赵刘曜立太学,选千五百人为子弟,择儒臣以教之。

后赵石勒定选举制。石勒使张宾定选举五品制,后又改为九品制。命公卿及州郡岁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各一人。石勒立国,粗有纲纪。

公元322年

晋永昌元年,前赵光初五年,前凉建兴十年,后赵四年。

王敦举兵反,进据石头城。晋大将军王敦以除君侧之恶为名,在武昌(今湖北鄂城)举兵,反叛朝廷,沈充在吴兴(今浙江西部湖州一带)起兵响应。晋元帝大怒,亲率六军攻王敦。元帝以王导为讨王敦前锋大都督,遣王廙往谕王敦收兵。敦不从并留廙,进军石头城(今江苏南京,为建康之卫城)。时守将周札见敦兵至,开城门迎之。王敦又败刁协、刘隗。王敦拥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元帝令公卿百官诣石头见敦,以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公,敦并让不受。四月,王敦还武昌。

公元324年

晋太宁二年,前赵光初七年,前凉张骏建兴十二年,后赵六年。

王敦再反朝廷,晋明帝讨平之。

后赵核定户籍。后赵以霍浩为劝课大夫,巡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好者,赐爵五大夫。

公元329年

晋咸和四年,前赵光初十二年,前凉建兴十七年,后赵太和二年。

氐、羌归降后赵。氐王蒲洪、羌酋姚弋仲归降后赵,石虎迁氐、羌十五万落于司(今河南洛阳西、山西西南、陕西东南等地)、冀(今河北中部一带)二州。

参考:佳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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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ection of 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 Volume VII: Chinese Works of Art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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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
THREE BRONZE SEALS
CHINA, ZHOU-HAN DYNASTY OR LATER
Comprised of a seal of square section surmounted by a loop finial; a rectangular seal surmounted by a horse standing foursquare with an aperture for suspension; and a small rectangular seal with the finial in the form of an animal ready to pounce forward
The largest 1 ¾ in. (3.5 cm.) wide

Provenance
seal with loop handle: The Collection of Robert H. Ellsworth, New York, acquired in Hong Kong, 1989.
seal with horse finial: The Collection of Robert H. Ellsworth, New York, acquired in Hong Kong, 1990.
smallest seal: The Collection of Robert H. Ellsworth, New York, acquired in Hong Kong,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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